作者：Tony
作为全球肿瘤领域的风向标，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ASCO）、世界肺癌大会（WCLC）和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年会（ESMO）每年发布的突破性研究，深刻影响着肺癌治疗格局的演变，也牵动着无数患者与家庭的期待。如何让这些前沿进展更快、更准地传递至临床实践，乃至惠及广大患者，成为一道重要课题。
2025年12月13日，“2025 AWE肺癌网络直通车”将以线上直播形式重磅开启，聚焦这三大国际会议中肺癌领域的最新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与深度解读。值此大会前夕，与癌共舞论坛特邀大会主席、广东省人民医院肿瘤医院周清教授分享本次大会亮点和肺癌进展，旨在将高水平的学术内容转化为患者可理解、可参考的实际指导，让前沿科研成果切实惠及患者。
问题一：2025 AWE 肺癌网络直通车即将召开，作为大会主席，请周教授预告下今年大会的亮点内容？
周清教授：谢谢大家的关注！先解释一下，“AWE”其实是三个国际顶尖肿瘤会议英文缩写合在一起——ASCO（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WCLC（世界肺癌大会）和ESMO（欧洲肿瘤内科学会）。“AWE肺癌网络直通车”从2018年开始举办，到现在已经是第八年了。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把当年这些国际大会上最新、最重要的肺癌进展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
八年走来，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最早几年，我们主要解读的是国外的研究数据；但到了今年——2025年，在整理内容时发现，绝大部分值得分享的进展，都是来自中国的研究。
这里面有中国专家牵头的临床研究，有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的新药，还有中国创新的治疗模式或检测技术。这说明，在肺癌领域，中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越来越大了。我们的研究成果、自主新药、诊疗新模式，不仅改变了中国的临床实践，甚至已经走向世界，影响着全球的治疗选择。可以说，我们从“跟着国际走”，逐渐走到了“引领国际走”。
所以，2025年AWE最大的亮点，就是聚焦中国力量——展现由中国研究者主导或参与的重要突破，这些内容也将成为本届大会课程设置的核心。
问题二：对于EGFR突变的患者，虽然一线靶向药效果很好，但耐药几乎是所有人最终要面对的难题。与癌共舞作为患者组织，也非常关心耐药后到底该怎么办。请问周教授，基于2025年的最新研究，对于三代EGFR靶向药耐药的患者，最全面、最经济的检测策略是什么？如果检测发现耐药突变（如MET扩增、C797S等）时，是推荐“靶向药+联合用药”的强化方案，还是直接换用ADC或双抗这类新药？
周清教授：非常高兴能和“与癌共舞”进行对话，我有很多患者都在这个平台上获得过非常重要的资讯，我也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与癌共舞团队进行交流和分享。
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确实非常关键。EGFR突变人群很大，一旦靶向药耐药，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会面临“接下来怎么治”的难题。目前，我们把EGFR耐药后的情况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类：检测后能找到明确的耐药原因
比如最常见的是MET扩增。如果检测明确发现MET扩增，目前标准的应对策略是“双靶联合”——也就是在原来的EGFR靶向药基础上，加一个MET靶向药。
除了MET扩增，还有一些其他可能的原因，比如ALK融合、BRAF V600E突变等。只要能通过检测找到这类明确的“靶点”，“双靶联合”就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应对方式。
第二类：检测后找不到明确的耐药原因
确实也有不少患者，即使做了活检或血液基因检测，仍找不到明确的耐药机制。这时候，就需要依靠“非靶向”的广谱治疗策略。目前在我国，已有几种获批的治疗模式，例如：
- 化疗+免疫+抗血管生成药（如ORIENT-31研究）
- ADC药物（如芦康沙妥珠单抗）
- 双抗类药物（如依沃西单抗联合治疗策略）
而第二类的治疗方案不一定需要区分具体的耐药机制，适用面比较广，但也会尽量选择合适的人群，比如含免疫的方案，还是会参考PD-L1的表达水平。
至于EGFR C797S突变，虽然也是一个明确的耐药机制，但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它的成熟药物上市，相关研究仍在进行中，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总的来说，耐药后的应对可以分成两大方向：一是继续走“精准路线”——找到原因，针对性用药；二是选择“广谱路线”——采用覆盖面更广的治疗方案，兼顾效果与可行性。
问题三：周教授，本届AWE大会还设有“肺癌ADC治疗新范式”的环节，患者常将ADC药物叫做“生物导弹”，非常关注。如果EGFR突变耐药后没有检出MET扩增等明确突变，目前的两款热门ADC药物，靶向TROP2的芦康沙妥珠单抗和靶向EGFR/HER3的iza-bren，该如何选择？能否和现有的靶向治疗或免疫治疗联合使用？采用ADC药物的话，应该重点管理和预防哪些独特的不良反应？
周清教授：这个问题确实代表了很多患者想要问的问题，也是在门诊时经常跟患者和家属交流的一类问题。
首先，关于ADC药物的选择。ADC药物就像带导航的“导弹”，但目前还没有很明确的检测指标来告诉我们应该选哪一种。比如HER3和TROP2，这些靶点在肺癌细胞的表达往往很普遍，暂时不需要像靶向药那样先做检测才能用。在EGFR靶向药耐药后，如果没有找到明确的耐药机制，这两种ADC都是可以考虑的选择。
其次，关于联合用药。目前标准的用法还是单独使用ADC。不过，科研和临床中也在积极探索ADC与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的联合方案，关键是找到既能增强疗效、患者又能耐受的剂量。这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
最后，关于ADC不良反应的管理。ADC药物毕竟带有“化疗成分”，所以除了化疗常见的血液学毒性、肝肾损害等，还需要特别警惕一些比较独特的反应，如口腔黏膜炎（口腔溃疡、疼痛等），以及一定比例的间质性肺炎发生。因此，在使用ADC时，密切监测、及时处理副作用、保障生活质量非常重要。
问题四：周教授，本届AWE大会还关注到“免疫双特异性抗体”，同时刚才也提到，EGFR耐药后也可以考虑免疫治疗。以依沃西单抗为例，它的作用机制和PD-1/PD-L1抑制剂（单免疫）有什么不同？基于现有研究，它能否成为EGFR突变泛耐药模式后一个更好的免疫治疗选择？另外，国内也有像“PD-1/CTLA-4双抗”（艾托组合抗体）这类药，从临床角度看，和“PD-1/VEGF”这类双抗相比哪种更有前景？
周清教授：现在确实是进入到了免疫治疗的“2.0时代”，除了传统的单免疫药，还出现了免疫+VEGF的靶点，也有一些双免的靶点。
首先，这些新型免疫双抗不是一个简单的“1+1”。这非常关键，像依沃西单抗（PD-1/VEGF双抗）或艾托组合抗体（PD-L1/CTLA-4双抗），它们不是把两个现成的药混在一起用，而是在分子结构上全新设计的“新药”。因此，它的疗效和副作用需要重新、独立地去评估，不能直接套用以前两种药联合使用的数据。
其次，选择哪种药，要看最高级别的证据。选择治疗方案，最科学、最可靠的依据是来自大型、严谨的临床试验结果。对于EGFR耐药的患者：
- 如依沃西单抗已经有了针对这个人群的明确临床试验数据，并且已经获得了国家批准的适应症和医保覆盖。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可以基于这些扎实的证据来使用它。
- 对于其他免疫双抗或联合方案，如果没有在EGFR耐药人群中得到同样高级别的证据证实，还是不能仅凭“推测它可能有效”或“机制上有前途”就在临床中广泛应用。
总结来说，面对新的免疫双抗药物：因为是全新机制的药物，需要独立的评估；选择依据是具体的临床证据，而不是简单的机制推测。
问题五：周教授，随着EGFR突变肺癌一线治疗从单药走向联合化疗、联合局部治疗，以及耐药后基于不同机制的联合方案应用，您认为未来EGFR突变肺癌的全病程管理模式将如何发展？是先使用最强效的联合方案，还是先单药再逐步升级，您认为哪种模式可能为患者带来更好的生存获益？
周清教授：这里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全程管理”，包括一线治疗、后线治疗以及患者的整体病程管理，非常符合现代抗肿瘤治疗理念的思路。
实际上，全程管理并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这里提到两种模式：一种是“一线重拳出击”，先用强效联合方案打好第一仗，后续再巩固；另一种是“细水长流”，将不同武器分阶段使用。
具体到患者，其实每一种治疗模式都有适合的人群。比如FLAURA2研究的模式，在PFS和OS方面都取得了成功，疗效提升，是我们讨论治疗模式临床应用最重要的基础。当然，同样还必须重视安全性和患者的耐受性。我们追求的不只是生存期的延长，更要保障患者的生活质量。
此外，制定治疗方案时还需要综合考虑许多具体因素：
- 患者的基因状态：是单纯的EGFR敏感突变，还是伴有其他共突变？
- 疾病特征：是否存在脑转移、肝转移？肿瘤负荷如何？
- 患者自身状况：年龄、基础疾病、治疗意愿与预期等。
有时，在晚期患者的适当阶段，还会考虑加入局部治疗（如手术或放疗），那么前期是否需要“重拳出击”来创造这样的局部治疗机会，也是需要权衡的。
因此，制定治疗方案从来不是单一因素的抉择。需要综合评估疗效、安全性、患者身体状况，甚至社会经济学因素、治疗预期等多方面，进行个体化的决策。
目前，联合治疗无疑已成为临床实践中重要的选择，但对于部分患者，单药治疗依然有其适用人群。我们看到，即便是临床研究中的对照组，也存在长期生存的患者。这提醒我们，治疗应始终以患者为中心，在全程管理的框架下，实现生存与生活质量的平衡。
AWE 2025肺癌网络直通车日程
周清 教授
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广东省人民医院肿瘤医院院长，广东省肺癌研究所副所长
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职业发展与奖学金委员会委员
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国际事务委员会委员
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CTONG）副会长兼秘书长
广东省医师协会临床试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基层医药学会肺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擅长领域：以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为主的肺癌多学科综合治疗，对生物标志物指导下的肺癌精准治疗、靶向治疗耐药机制和克服耐药策略研究方面有深入研究。
科研论文：发表SCI论文100余篇，包括Nature Medicine(IF=82.9)，Nature Reviews Clinical Oncology(IF=78.8)，Lancet Oncology(IF=51.1)，Annals of Oncology(IF=50.5)，Cancer Cell(IF=50.3) and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IF=45.3) ，其中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47篇，单篇最高影响因子82.9分，影响因子＞50分总共5篇，影响因子＞20分总共11篇，总影响因子639分。
科研获奖：主持完成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四项和多项省级科研课题。主译译著一部，参加100余项国际、国内多中心临床研究，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一项，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两项，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两项，广东医学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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