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春，山西长乐村的战场上，日军的装甲车头挂着一条写着“专打386旅”的横幅。
谁也没想到，一块布条竟成了线索，牵出了一段几乎被遗忘的战地记忆。
这不是挑衅。
这是敌人对一支部队的“特别关注”——386旅，准确说，是他们的主力团：772团。
那会儿，抗战已经打了快三年，形势一点不轻松。
日军节节推进，八路军在山西、河北一线布防，装备差，兵力少，全靠灵活机动和顽强拼命撑着。386旅是八路军的“老红军班底”，其中的772团，更是出了名的狠角色。
可谁能想到，这支部队的故事，是从一次全团指挥系统几乎被打穿开始的。
那年，团长叶成焕刚24岁。
不是说他年轻就不能打仗，相反，他是从红军时期一路打上来的老兵。
但在长乐村，他做了个几乎没人敢做的决定：断后。
当时情况很紧急。
日军围攻已经开始，友军支援还没到。772团在前线顶着，兵力悬殊，时间紧张。
叶成焕没有犹豫。
他说：“你们撤，我留下。”没人劝得住。
最后他带着一个小队守在村口，死也不退。
枪声断断续续打了整整一夜，天亮时，叶成焕的遗体被战士们抬回来，身上中了三枪。
那时候的人很少哭，但那天没人说话，也没人吃饭。
从那以后，大家都说叶团长是“用命把全团背出来”的。
团长没了，三位营长也先后牺牲。
指挥系统一夜之间几乎崩塌。
可这支部队，并没散。
副团长王近山顶了上来。
说起王近山，有些人可能听过他的名字——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是第二野战军的副司令，打过襄樊、渡江战役，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但在这之前，他只是772团的副团长，一个从15岁就参加红军的“疯子”。
“王疯子”这个外号不是白来的。
长征时，他曾在山口阻击敌军，冲上去和一个日军军官扭打，俩人一起滚下山崖。
他活下来了，敌人没了。
那之后，谁都知道这人打仗不要命。
接替叶成焕之后，他带着残余的772团扛了下来。
没多久，他设计了一场伏击，专打日军的“战地观战团”。
这是什么机构？就是日军的“战地智囊团”，负责观察八路军战术、记录战斗数据、协助指挥作战的高层智力单位。
王近山布了一个局，把这帮人一锅端了。
战斗结束后，清点战果：日军少将旅团长、大佐、中佐共七人，还有一百多名军官和随行人员被歼。
这对日军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也是从那会儿开始，日军在战场上挂出了那条横幅：“专打386旅”。
不是讽刺，是忌惮。
敌人已经不敢再轻视这支部队了。
不过，772团的苦不止这些。
从1937年改编为八路军开始，他们几乎没怎么休整过。
刚过黄河就打娘子关，接着是黄岩底、长生口、长乐村……每一仗都是真刀真枪硬拼，没装备就上刺刀，没子弹就拿石头。
团里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很多甚至没活到30岁。
营长郭国言牺牲那年才28岁，还是红军时就参加长征的老兵。
丁思林和易良品，一个是从湘赣游击队上来的，一个是红四方面军改编的，打仗都不要命。
他们仨的牺牲，有点像定时炸弹，一下把团里压得死死的。
可也就是从那时候起，772团开始变得更沉稳了。
战斗风格不再是硬拼，而是讲求战术、迂回、配合。
王近山说过一句话：“人死了没法再上战场，阵地丢了还能打回来。”
这话听着冷，可是那时候的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386旅后来被称为“八路军的精锐”，其中一大部分功劳，是772团拼来的。
抗战后期，王近山升任386旅副旅长，打起仗来更有章法。
到了解放战争，他带兵打上党、战邯郸、攻襄阳，次次漂亮。
尤其是1948年襄樊战役，他用九天时间拿下襄阳，歼敌两万，几乎没给对方反应时间。
1949年，他随刘邓大军渡江，直指南京。
那时候，他已经是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
1955年，授衔时，他是中将。
可他自己说：“我这辈子最记得的，不是哪次打赢了哪座城，而是看着叶团长倒下时，天特别冷，地上有霜。”
后来，他再也没说过叶成焕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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