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双布鞋，是在整理张行忠遗物时发现的。
灰布做的，已经有些脱线，鞋底上用红线绣了两个字：“平安”。
放在一个旧铁盒里，铁盒盖子内侧贴着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写着：“她说等我回来。”
这个“她”，不是别人，就是他那场没有完成的婚礼上的新娘。
时间回到1931年秋天，湖北孝感。
一场突袭战打得极其惨烈，红军和敌军在山林中反复拉锯，张行忠所在部队被围。
他当时是连长，带头冲锋，中了枪，子弹从肩胛贯穿。
他没晕过去，倒在地上那会儿，耳边全是喊杀声。
战友把他抬下来，送去了后方的红军医院。
那是一家临时搭建起来的野战诊所，帐篷边上插着一面红布旗，旁边堆着伤员的担架和药箱。
王明佳当时正在给另一个伤员换药，一听说有重伤员进来，马上过去帮忙。
她一边擦血，一边看着这位脸色苍白的军官，突然心里一动。
那张脸，她好像在哪儿见过。
她没敢马上问，毕竟两年没见了。
那时候的战地护士，很多人连名字都不报，只靠记号或者口令辨认身份。
可她越看越觉得像，尤其是那双眼睛——沉稳、寡言、有种说不出来的熟悉感。
几天后，他伤情稳定下来，被送进帐篷里的病床休养。
她负责护理，照顾他的生活。
那几天，他们之间没说几句话。
她试了几次，想问清楚，却总是说到一半又咽下去。
直到有一晚，她实在忍不住，小声问他：“你认识张行玉吗？”
他愣了一下：“我妹妹。”
她眼睛一下就红了：“我是你拜了堂的妻子。”
他当时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那场婚礼，是两年前的事了。
在张行玉家里，厅堂里点了两根红蜡烛，几位红军战士站在一旁当见证。
没有鞭炮、没有喜宴，就那么拜了个堂。
她穿着旧衣裳，他穿着军装。
拜了一半，他就接到命令走了。
她一个人守着空屋，第二天就跟着堂姐转移了。
从那以后，他们再没见过。
她以为他早就牺牲了，他也不知道她还在做医护。
王明佳是地主家的小姐，湖北孝感人。
那时刚18岁，家境不错，可她不愿意过那种天天绣花看戏的日子。
堂姐张行玉是红军的交通员，偷偷带她见了张行忠——也就是她未来的“丈夫”。
张行忠当时三十岁出头，瘦高个，不爱说话。
她记得第一次见他，是在一间破庙里，他正蹲着擦枪，头也没抬，只说了一句：“你想清楚了吗？”
她点了点头，说：“我不想当个靠男人活着的人。”
那会儿红军正缺人手，特别是有身份背景的女性。
她的加入，不只是政治上的支持，更是一次象征性的联姻。
婚后第二天，她就脱下旗袍换上军装，进了红军医护队。
几个月里，她学会了包扎止血、处理枪伤。
战场环境越来越艰苦，有一次敌人突然袭营，她和战友们躲在草堆里一整晚，连咳嗽都不敢。
她见过太多鲜血和牺牲，心也慢慢硬了。
张行忠那边，几乎天天打仗。
他写作战计划到半夜，白天带队冲锋。
有人问他：“你不是结婚了吗？怎么跟单身一样？”他只笑笑，不作答。
他们都知道，那场婚礼只是形式，感情还来不及建立，就被战争撕开了。
那次重逢之后，他们相处了不到两周。
王明佳白天工作，晚上抽空给他送饭、换药。
有时候两人只是坐着，也不说话。
她缝了双布鞋给他，鞋底绣了“平安”两个字。
她说：“你还欠我一个婚礼。”他点了点头，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一定给你补上。”
可惜，没来得及。
他刚伤愈就被调回前线。
她留在医院，继续做护士。
几个月后，在一次突袭中，她没能撤出来。
战友说她当时正在给一名伤员包扎，炮弹落下来时，她挡在了那人身前。
她牺牲的消息，是几年后才传到张行忠耳朵里的。
他那时已经是团长，听完后没说话，坐了一晚。
第二天，他把那双布鞋收进铁盒，随身带着。
建国后，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在很多场合都能看到他，可没人见过他家属。
有人私下问过，他只说了一句：“我妻子，早走了。”
临终前，他把那只铁盒交给身边的警卫，说：“别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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