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一向是充满歧见的问题。新近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来自西方知识界最受争议的人物之一萨依德（Edward W. Said）。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究竟为数众多，或只是极少数的精英？20世纪对知识分子最著名的两个描述，就基本是对立的。一是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以自己的生涯示范的知识分子角色，集马克思主义者、新闻从业人员、行动派、杰出的政治哲学家于一身；一是班达（Julien Benda）对知识分子的著名定义，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kings）。萨依德慨言今之所谓知识分子，已是集编辑、记者、政客及学问中人于一身，往往身不由己成为各种权力结构中的一员。而他则把理想中的知识分子刻画成流亡者与边缘人，认为在去国离乡的移民逐客中，在甘居异端的“业余者”“圈外人”中，反倒能看到知识分子不屈不移、卓然独立的风骨典型。萨氏探问的是在媒体资讯繁衍，政治、学术利益集团四处游串的世纪之末，知识分子的自处之道，不可否认，不管赋予知识分子怎样的角色定位，最基本的仍在于，知识分子属于他们的时代。如同萨氏也强调的，不管身份多么特殊，知识分子都身处这个社会，都是国家的成员，具有一己的语言、传统、历史境况。因此，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对他们的大众代表着某事，并在“普遍”（universality）与“此地”（the local）之间寻求“有效的沟通方式”。 以此而言，或也得承认，那个年代赋予中国知识分子的，就是这样一种承载：不单是学术的，还包括政治的；所扮演的角色，既是学者，又是言论家，还是幕僚。而且这些身份并不隔绝，产生着交互的影响与作用。“学术社会”的建设，也绝非仅仅是“学术”的，实际预示着近代中国读书人，在面临种种张力与矛盾时，努力进行着协调。
是什么原因，导致读书人一次次迭入现实政治的漩涡中，而且，徘徊于学术与政治间的身影，并不孤单，这是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历久弥新的话题。要回答这一问题，除了通常所说的“时代趋势”，恐怕还得扣紧作为“学阀”的精英意识。这种精英意识，在学术上注重的是提高中国学术的品质，在政治上则是“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胡适和丁文江即是个中典型。胡适曾自诩“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至于为什么会走上谈政治的“歧路”，他的解释是：
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
这话说得很明确，衰朽的政治固然是原因，主要还在于中国的舆论界令人失望，缺乏谈政治的人才。丁文江更直截了当，首先他对胡适归国后的承诺“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就深不为然，认为这种主张是一种妄想，“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作为科学家出身的丁文江，其精英意识，尤甚他人，他曾响当当地讲过：“进过大学堂，晓得一点科学，看过几本外国书的，不过八万。我们不是少数的优秀分子，谁是少数的优秀分子？我们没有责任心，谁有责任心？我们没有负责任的能力，谁有负责任的能力？”
有了这样的精英意识，现实政治的衰朽很容易就成为知识分子介入政治的催化剂，并且，他们还从历史的与现实的境况中寻找恰当的辩护理由，为现代读书人的身份建立起新的历史谱系。1921年五四两周年之际，胡适在《黄梨洲论学生运动》的文章中就讲到，在变态的社会里，政府的卑鄙腐败，就会导致青年学生干预政治的运动，这如同黄梨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过的，学校是天下公是公非之所在，一切学校都要办成纠弹政治的机关。胡适以深文周纳的方式写道：
我并不想借黄梨洲来替现在的学生吐气。我的意思只是因为黄梨洲少年时代自己就曾做过一番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他著书的时候已是近六十岁的人了，他不但不忏悔他少年时代的学生运动，他反正正经经的说这种活动是“三代遗风”，是保国的上策，是谋政治清明的唯一方法！这样一个人的这番议论，在我们今日这样的时代，难道没有供我们纪念的价值吗？
在别的场合，胡适又特别提及所读到的《学海类编》和《艺海珠尘》，以书中所记东汉、两宋太学生，以及明末东林和复社、几社为例说，“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和主持正谊的责任必定落在知识阶级的肩膊上”。 丁文江对政治的热情也立足于此，他向来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这倒不是轻视政治的“业余”性，而是对腐朽政治的直接反应，似乎只有那些不靠政治吃饭的知识分子才能秉持公心，为政治树立良好典范。不仅如此，他还坚持认为，“天下的事业，没有那一件不是少数的人做成功的”，假设要政治清明，自然要少数的优秀分子去干政治，“无论那一个时代，那一个社会，少数优秀的分子，握了政权，政治就会得清明。用他们的聪明智识能力，向政治方面去努力，是少数人天然的责任”。说这话的时候，北洋军阀蝇营狗苟的政治正甚嚣尘上，故此丁文江也表示：“中国今天弄到了这步田地，明明是做总统的不会做总统，做总理的不配做总理，当议员的不够当议员。”他甚至有些愤懑地说，“为什么受过教育的有爱国心的人，就没有本事弄一个督军做做呢？”“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中国现在不怕外交失败，不怕北京政府破产，不怕南北要战争，最可怕的是一种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胡适与丁文江阐明知识分子应该在毫无秩序的社会里，担纲干预政治与主持正谊的责任，这样就扫清了知识分子因“爱惜羽毛”而游离于政治的“障碍”。
说起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公众事务的介入，有个现象值得注意，往往是特殊的历史时空造就了大批知识分子介入到实际政治中。笔者曾考察“胡适派学人群”如何通过几个杂志聚集起来，成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较为代表的力量。从《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自由中国》这些杂志的创办背景来看，就对应着近代中国几个关键时刻。 《独立评论》的创办，有两个背景就甚为关键，一是国家遭逢“九一八事变”引发的国难；二是读书人正努力重整已到山穷水尽的北京大学。因此创办《独立评论》，实在是形势所逼，是那些自视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的读书人，不得不考虑“在这烘烘热焰里能够干些什么”。胡适道出其中缘由：
大火已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平时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建国”“文艺复兴”等等工作，眼看见都要被毁灭了……《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
在《独立评论》的创刊号上，胡适还将这个刊物的办刊旨趣和基本精神预先作了说明，强调他们只是将论学中秉持的“学术独立”原则用来研究中国当前问题，“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简言之，是希望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研究中国当前问题；同时也盼望得到一些秉于公心、依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后来胡适又将这种“独立的精神”归纳为敬慎“无所苟”的态度：“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说之前先想象一切可能的后果——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于书，成为‘无所苟’的政论。” 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分子对于创办刊物的活动，往往理解为是对“公家”尽责。主编《独立评论》时，整整三年的时间，胡适差不多形成了这样的工作定式，每星期一总是终日为杂志工作，夜里写文章常常要到凌晨三点。在给周作人的信中，他就这样表示：
三年多以来，每星期一晚编撰《独立评论》，往往到早晨三四点钟，妻子每每见怪，我总对她说：“一星期之中，只有这一天是我为公家做工，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做完之后，一上床就熟睡，你可曾看见我星期一晚上睡不着的吗？”她后来看惯了，也就不怪我了。
这些年，学术思想界努力在发掘守望学术理想的读书人。平心而论，回到那个年代，其实很难找出几个真正与政治无涉的读书人，多多少少都与一些报刊或团体有某些联系。那时候一切也比较简单，几个读书人，只要将自己月入5％拿出，就可撑起一分杂志来。而杂志一经出版，往往很快成为一个公众舞台。《独立评论》正是如此，虽说其社员始终限制在十二三人，但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将这个杂志办成同人刊物，创刊号上已表示“欢迎各方面的投稿”，一年后，更申言要使杂志成为公共刊物：“我们办这个刊物，本来不希望它做我们这十一二个人的刊物，也不希望它成为我们的朋友的刊物；我们自始就希望它成为全国一切用公心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人的刊物。”为此，胡适也把这个时代称作“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不仅靠社员少量的捐款就能使刊物完全独立，而且“不但社员撰文不取稿费，外来的稿子也是因为作者愿意藉我们的刊物发表他们要说的话，也都不取稿费”。 蒋廷黻曾自信地对胡适说：“昨夜翻看《独立》，觉得我们做的文章至少总可以算是认真想过才做的，只此一点，《独立》当然是今日国内第一个好杂志！” 或许，令胡适等人更为欣慰的是，该刊发行到第四年时，发行量已高达一万四千余份，寄售及代订处分布全国，在当时所出的近四百种杂志中独树一帜。胡适也不无自豪地说：
四年之中，社外的朋友供给了六百篇文字——六百篇不取稿费的文字——这是世界的舆论机关绝对没有的奇事，这是我们最足以自豪的一件事，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祝贺的一件事。
分析《独立评论》撰稿人的情况，也可以对当时读书人介入公共舆论的情形有大致了解。对已知职业、简历的203位作者进行分类，可知《独立评论》作者群的职业身份，大致顺序是大学教师、大学生、公务员、研究院、中小学教师、编辑报人。其中大学教授79位，讲师7位，助教5位，大学生44位，学者专家30位，公务员13位，研究员9位，中小学教员7位，编辑报人3位。而从地区的分布来看，对135位确知服务部门作者的调查，可以判定作者集中在北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就有近一百位左右的作者，其他则星散于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大学、山东大学、中央研究院、北平社会调查所、武汉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协和医院、辅仁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杭州之江大学、暨南大学等。 因此，看起来只是由十几位学者创办的《独立评论》，实际成为北方学人，尤其是清华、北大、燕京、南开等校师生议政的中心。
内容简介 · · · · · ·
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但读书人还在，如何确立其在现代社会新的角色与身份，就成为走出科举时代的学人思虑的焦点。 本书从“学术与社会”这一视角出发，围绕近代中国“社会重心”的转移与读书人新的角色这一主题，从社会科学视域提出问题，以历史学角度和方法回答和阐述，让后科举时代读书人阶层的历史沉浮清晰起来。
作者简介 · · · · · ·
章清，1964年10月出生，四川泸州人。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史学史及史学理论研究。出版《“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上海三联书店，2015)、《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等专著。
目录 · · · · · ·
引 论 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亚文化圈世界的形成
一、国家·社会·个人
二、“省界”意识成为聚集的基础
三、“业界”所表征的“亚文化圈”
四、“中等社会”及其阶级意识的萌芽
五、五四的参照意义
结 语
第一编 传统的发明
传统：由“知识资源”到“学术资源”
——简析20世纪中国文化传统的失落及其成因
一、“经典”的意义及其在晚清的境遇
二、《新青年》对“经典”的征引
三、“知识资源”与“学术资源”
四、“经典”的失落与反传统
近代中国留学生发言位置转换的学术意义
——兼析近代中国知识样式的转型
一、留学生在本土的文化养成
二、边缘人知识分子的认同危机
三、进入本土文化的不同渠道
四、知识样式转型的历史脉络
“策问”中的“历史”
——晚清“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
一、科举改革与“策问”：对新知之接引
二、“策问”“经世文编”及其他
三、“策问”中之“中史”
四、“策问”中之“西史”
余论：晚清之另一种“历史记忆”
第二编 思想界的解析
晚清“思想界”的形成与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
一、“思想界”的表述
二、“思想界”的要素
三、读书人表达方式的转变
余论：隐然已在的“思想界”及其他
民初“思想界”解析
——报章与读书人的生活形态
一、报章所呈现的“思想版图”
二、读书人晋升的阶梯
三、大学·报章·社会
四、政治·思想·学术
余论：“思想界”的另一面
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
——《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
一、《新青年》作为“中心”的确立
二、“阅读”报章：成长的阶梯
三、阅读《新青年》：金毓黻的故事
四、来自学生的“声音”
余 论
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
——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
一、审视思想界分裂的“后见之明”
二、《新青年》的“分裂”，抑或陈独秀的“出走”
三、政治歧见：一个目标，两条道路
四、“我们”与“他们”：思想界的联合战线
五、阶级意识的提升与中国社会的重组
第三编 “学术社会”的建构
“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
——《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
一、一群读书人与他们的多重身份
二、“我们应该努力做学阀”
三、推动学术事业的展开
四、对公众事务的介入
五、“出山要比在山清”
六、“身份认同”与“权势网络”
七、“权势网络”与知识分子角色的依附性
1930年代：“国难”与现代中国学术的成长
一、“国家政权建设”与教育学术
二、“国难”与《独立评论》的创刊
三、如何使学术教育成为建国的力量
四、学科规划之例证：心理学及其他
五、知识阶层的动向
六、小结
“局内的局外人”：从幕后走向前台的“学人外交”
一、权势的转移与知识阶层的“思出其位”
二、官方对学人的“借重”
三、驻美大使任上工作的评价
四、“局内的局外人”
再版后记
选自章清《学术与社会：近代中国“社会重心”的转移与读书人新的角色（修订版） 》（山东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版），感谢出版方授权刊登。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