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的一天清晨，昆明警备司令部的临时看押所里灯火通明。陈赓匆匆推门而入，看见铁窗后的杨朝纶仍旧昂着头。他转身拉住潘朔端，低声一句：“这人，留还是杀？”这一幕，注定要写进滇军跌宕四年的尾声。
要说命运戏弄，杨朝纶算典型。云南讲武堂出身，打过滇南剿匪，也在缅北抗过日军。抗战胜利后，他随60军北上，被编进新六军。表面风光，骨子里却对“外省主力”看不起的态度记恨在心。
1946年春，184师三团分守鞍山、海城、大石桥。师长潘朔端看透内战无望，决定在海城举事；杨朝纶却被杜聿明一句“等我援兵，师长龙你来当”打得心痒。结果我军夜袭大石桥，550团亏了两个营，他本人当场缴械。
按战场规矩，被俘就地处置并不稀奇，可潘朔端苦劝我军高层：“放他一马，安抚官兵。”于是杨朝纶戴着“副师长”头衔重新回到队伍。供给制、平工资，听上去公平，他却只觉得“升官不发财”。这一点，成了后来变节的火种。
同年冬，南满形势吃紧。184师在通化车站装运北移时遭敌机轰炸。杨朝纶趁乱吹紧急集合号，“说是疏散，其实带兵出逃”。千余人随他钻进山口，留下的只剩一列空车。事后追剿虽斩断大部，但他跑回沈阳，再次获杜聿明抚肩：“马上副师长复任。”
梅河口战役，184师二度组建又被全歼，杨朝纶却屡屡侥幸。到第三次重编，他终于攥到师长宝座。然而辽西、辽中接连失守，锦州城破，184师剩下半截番号仓皇向关内退。天津战役里，他的阵地几乎没撑一昼夜就垮了，自己也落入解放军之手。
天津审讯时，东北局有人提议利用他的滇军关系。本着争取卢汉的战略需要，上级批准释放。外界惊讶，他本人更觉得“老天眷顾”。回昆明后，蒋介石授意他担任“警备司令部指挥官”，说白了就是监视卢汉。杨朝纶重拾昔日军阀腔调，时时嚷着“血战到底”。
卢汉看得头大，先把他挪到93军副军长的闲位，再派人盯死。曾泽生、徐文烈暗地里决定：若谈判破裂便“请他喝茶”。与此同时，张秉昌带着中央口信入滇，夜里和卢汉密谈时感叹：“杨某若再闹，云贵恐不安。”
1949年12月9日夜，卢汉宣告起义。电报上，杨朝纶也硬着头皮签了字，可内心并未服气。李弥外逃后，他暗中勾连特务筹划“二次起事”。刚冒头，云南军管会便将其逮捕。审讯材料摆到陈赓案头，罪证一条条：叛逃、充当内应、破坏武装改编……
陈赓性子爽直，却不敢单拍板。一来杨朝纶在起义文书上留名；二来潘朔端毕竟是昆明市长，又是杨的旧上级。于是深夜隔窗那句“留还是杀”才显得棘手。
“师座，这个人留不得。”潘朔端沉声回答，言语短促。他清楚杨朝纶反复无常，两度背信，一旦放出，云南局势又添变数。旁立的184师原参谋马逸飞和魏瑛同意：军法难容。
数日后，昆明公审大会召开。潘朔端站在台前，宣读军管会决定：杨朝纶叛变反革命，判处死刑。当场，杨朝纶神色木然，不复早年的意气。人群里有人窃语：“机关算尽，还是走到这一步。”
案件尘埃落定后，陈赓给东北局拍去电报，仅一句：杨朝纶伏法，滇境已安。滇军旧部至此各安其位，再无人提起那段“大石桥夜变”。对许多人来说，真枪实弹里学到的唯一教训是——立场一旦站错，军功、背景、口才都救不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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