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贝加尔湖南岸的草原之上，你或许不会想到，眼前这片生长着针茅草的地方竟然是维吾尔族史诗的开端。公元前3世纪，丁零人骑着驯鹿穿越冻土的时候，他们所使用的能够碾碎匈奴骑兵马蹄印的高车轮，这个后来鲜卑人称作“高车”的特殊交通工具，仿佛预示着一个民族在迁徙之中寻找根基、在流动之中塑造认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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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年成为一个转折点，黠戛斯铁骑踏破回鹘汗国王庭的时候，或许连征服者自身都未曾料到，他们逼迫西迁的三支队伍，意外地成为了现代维吾尔族的根源。迁到吐鲁番的那部分与当地汉人通婚，高昌古城佛寺壁画上开始有高鼻深目的供养人出现；待在喀什的部族被葛逻禄人同化，却将突厥语如同种子般播撒满塔里木盆地；最具戏剧性的是河西走廊那一支，后来演变成裕固族，到现今仍然唱着祖先离开漠北的古老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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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期西域好似破碎的镜子。察合台汗国分裂之后，吐鲁番王忙着用夜光杯换取景德镇的瓷器，密卫的维吾尔头领身着麒麟服前往北京朝贡。这样的地域分化，直至1759年清军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才再度统一。乾隆的治理智慧值得探究，他一方面在喀什设置参赞大臣，一方面让伯克世袭，这“双轨制”如同乌鲁木齐汉城与回城之间的城墙，既相互分离又共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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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身份的重构颇为令人感慨，1934年新疆省政府发布政令的时候，“维吾尔”这一名称被赋予“维护你我的团结”的含义，此命名一下便暗合20世纪30年代中国整体的语境，彼时中华民族处于最为危险的境地，一种超越族群的政治共同体意识正缓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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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聆听十二木卡姆的时候，留意那跳跃的音符。沙塔尔琴所拉出的音色苍凉，仿若藏有漠北风雪的记忆。手鼓节奏明快，又好似在诉说绿洲的欢腾。这跨越千年的声纹，比任何史书都更为切实地记录着一个民族的跋涉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