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其实在战场上也是这个道理。南昌起义之后，就有一个人，因为叶挺一时心软没有处决，后来这个人竟然就成了我军的大敌。
他就是欧震。
南昌起义后，国民党当局迅速调集江西、两湖、广东等地兵力进行“围剿”。起义部队按照原定计划，准备南下广东恢复革命根据地，再图北伐大业。
但仓促撤离的部队缺乏充足的物资准备，思想工作也未能及时跟进，漫长而艰苦的南下之路，成为对这支起义军的严峻考验。
行军途中，缺衣少食、疾病蔓延，大批战士病倒、掉队，甚至出现逃亡现象。更严重的是，部队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开始显现。当部队行进至江西进贤县时，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突然发难，驱逐了师内所有共产党员，率领全师折返赣北，脱离了革命队伍。
紧接着，第二十军参谋长陈浴新和第五团也相继叛逃，原本两万三千人的队伍锐减至一万三千人，军心受到极大动摇。
其实，蔡廷锴的叛逃并非毫无预兆。早在部队出发前，第十一军党代表聂荣臻就曾提醒叶挺：“起义后没及时整顿部队、调整干部，也没做思想工作，这样很危险，得对第十师多留个心眼。”
但叶挺与蔡廷锴同为广东老乡，又想着此次南下是打回广东老家，蔡廷锴理应全力支持，便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最终酿成了部队分裂的恶果。
蔡廷锴的叛逃给起义领导层敲响了警钟。当部队抵达抚州临川后，叶挺等人立即着手整顿，重点调整了那些政治上不可靠的军官。
当时，第二十四师的两位团长古勋铭和欧震都不是共产党员，且与粤军旧部联系密切，自然被列入了调整名单。
叶挺采取了“明升暗降”的办法，将两人提拔为第二十五师副师长，看似升职，实则剥夺了他们的兵权，让他们脱离了自己的部队。
但叶挺深知，仅仅剥夺兵权还不够。起义部队中广东籍将士众多，古勋铭、欧震与基层官兵大多是熟人，若让他们继续留在部队，仍有可能引发变故。更关键的是，两人被夺权后明显心怀不满，情绪溢于言表。
为防万一，叶挺决定采取更稳妥的措施，他借故将两人召至军部，随后派人将他们软禁起来，实行严密监视。
张发奎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说：“叶挺扣押了古勋铭和欧震，他本来可以直接处决二人，但终究念及同乡和战友情分，没能下手。”
叶挺的仁慈，为欧震后来的人生留下了转机。而此时的欧震，内心早已动摇。老长官张发奎的部队在身后紧追不舍，蔡廷锴的叛逃又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思想冲击，再加上兵权被夺、人身受限，他脱离起义部队的念头愈发强烈。
真正让欧震下定决心叛逃的，是他的同乡好友邓龙光。当时邓龙光担任薛岳新编第二师副师长兼第一团团长，一直暗中劝说欧震脱离起义军。
1927年9月，起义部队抵达潮汕地区，主力仅剩6000余人，随即在汤坑遭到薛岳、陈济棠两部的围攻，汤坑战役打响。
汤坑战役中，起义军虽奋勇作战，但因兵力悬殊（敌军兵力是起义军的三倍以上）且连续分兵，最终损失4000余人，剩余部队向陆丰撤退。欧震正是趁部队溃散的混乱之际，摆脱了监视，投靠了邓龙光。
投靠邓龙光后，欧震立即被任命为第一团副团长。不久后，新编第二师改编为第四军教导第一师，邓龙光升任师长，欧震也随之升任副师长，两人成为第四军的核心将领，彻底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
叛逃后的欧震，在国民党军中逐渐站稳脚跟。
1928年，薛岳投靠蒋介石，所部被编入第一集团军，欧震凭借“围剿”红军的战功，职位不断晋升。1934年，他被选入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这个训练团是蒋介石培养亲信和军事骨干的核心机构，能进入其中，足见欧震已获得国民党高层的信任。
从训练团毕业后，欧震的思想愈发顽固，对蒋介石忠心耿耿。1936年抗战爆发前，他已升任第九十师师长，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成为国民党军中的中高级将领。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为欧震提供了施展军事才能的舞台。他先后担任第四军副军长兼第九十师师长、第四军军长等职，跟随第九战区司令薛岳转战各地，参加了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四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湘西会战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立下了赫赫战功。
欧震在抗战中的最高光时刻，当属武汉会战中的万家岭大捷。1938年，日军第106师团孤军深入万家岭地区，薛岳果断调集兵力形成合围。
欧震率领第四军承担主攻任务，死守梨山阵地。当时日军凭借碉堡、战壕顽强抵抗，双方反复争夺阵地，山体被炮火炸得面目全非，士兵尸体堆满山坡。
欧震身先士卒，与士兵们昼夜肉搏，硬生生顶住了日军的多次突围，最终配合友军将日军第106师团重创，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仅以身免，创造了抗战以来日军师团首次被全歼的纪录。
在四次长沙会战中，欧震同样表现出色。作为薛岳麾下的主力将领，他率领第四军多次顶住日军的猛烈进攻，即便自身损失惨重，也始终坚守阵地，多次重创日军。
第四军作为粤军主力，素有“粤军之母”的美誉，而欧震担任军长期间，更是将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发挥到了极致。
后来欧震调离第四军，由张德能接任军长，在长衡会战中，第四军三万余人仅坚持不到两天就丢失了长沙，蒋介石震怒之下下令枪毙张德能。由此也能看出，欧震的军事指挥能力在国民党将领中实属上乘。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战期间，欧震也曾遭遇过红军的重创。在贵州猪场坪之战中，他率领的第九十师遭到红一方面军第五团的阻击，红军团长赖传珠以弱胜强，成功完成掩护主力撤退的任务，欧震部损失惨重。
这场战斗也让他深刻体会到，昔日的革命队伍已经成长为不可小觑的力量。
虽然欧震始终效力于国民党，但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坚守抗日立场，浴血奋战，为保卫国家做出了贡献。从这一点来说，他配得上“抗日名将”的称号。
但随着抗战胜利，内战的阴云逐渐笼罩，欧震再次站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1946年，薛岳升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欧震被调回担任野战兵团司令，不久后又出任整编第十九军军长，负责指挥山东战场的作战。此时的他，面对的对手正是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
说起来，欧震与陈毅、粟裕早有渊源。南昌起义时，粟裕还是总指挥部的警卫队班长，陈毅后来追上起义部队，担任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党代表，当时欧震已是副师长，三人地位悬殊。但不到20年时间，陈毅、粟裕已成长为野战军正副司令员，成为欧震的劲敌。
1947年1月，为贯彻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的战略，陈诚和薛岳制定了“鲁南会战”计划。欧震率领八个整编师组成南线主力突击集团，由台儿庄、新安镇向北进攻；北线则由李仙洲率领三个军南下莱芜、新泰，企图南北对进，将华东野战军主力全歼于鲁南地区，并占领临沂。
欧震深知华东野战军擅长运动战和伏击战，因此制定了“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战略。
他率领几十万大军抱团推进，不给华东野战军任何偷袭的机会，战局一度陷入僵持。陈毅、粟裕最初打算集中主力攻打南线的整编第七十四师，但见欧震兵团防守严密，便及时调整策略。
恰在此时，粟裕发现李仙洲集团孤军深入，分两路南下，先头部队已抵达莱芜，犯了兵家大忌。陈毅、粟裕当即决定“示形于南、决战于北”：留下少量部队佯装主力，在临沂以南构筑防线，摆出与欧震决战的架势；野战军主力则隐蔽北上，准备围歼李仙洲集团。
为了迷惑欧震，粟裕特意找来地方武装将领封振武，给了他三个团的兵力，要求他阻击欧震兵团五到七天。
粟裕叮嘱道：“你可以用‘增灶诱敌’的办法，多建营地、大展旌旗，使用主力部队的番号，让欧震以为遇到的是我们的主力。”
封振武依计行事，率领三个团顽强阻击，硬是让欧震误以为遭遇了华东野战军主力，不敢贸然前进。
1947年，欧震兵团付出不小代价后占领临沂。急于邀功的他，效仿胡宗南攻占延安后的做法，立即向徐州和南京报捷。
国民党高层更是夸大其词，声称欧震在临沂城外歼灭了解放军十六个旅。蒋介石、陈诚信以为真，判断华东野战军“伤亡惨重，不堪再战”，严令李仙洲集团加速南进，实施南北夹击。
欧震后来察觉到情况不对，想要阻止却为时已晚。
2月20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对李仙洲集团发起猛攻，仅仅3天时间，就歼灭国民党军五万六千余人，生俘李仙洲。这场莱芜战役，让国民党军的“鲁南会战”计划彻底破产，薛岳被调职，欧震也遭到蒋介石的严厉呵斥。
经此一役，欧震变得畏首畏尾。后来顾祝同接替薛岳担任指挥官，将南线部队整编为四个兵团，欧震出任第三兵团司令。
但在之后的孟良崮战役中，当整编第七十四师被华东野战军包围时，欧震因惧怕被围歼，率领部队犹豫不决、畏缩不前，未能及时增援，导致整编第七十四师被全歼。
孟良崮战役后，蒋介石追究责任，第三兵团被取消建制，欧震被送去重庆陆军大学受训，实际上是被剥夺了兵权，坐了冷板凳。
1949年2月，薛岳起复为广东省主席，欧震也随之复出，担任广州第四编练司令部司令官，后改任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广东省保安司令。但此时国民党政权已是风雨飘摇，解放军大军南下，势如破竹。
欧震试图凭借广东的地理优势负隅顽抗，但根本无力回天。随着解放军进军广东，他只能跟随薛岳撤退到海南，担任海南防卫副总司令。
1950年，海南解放，欧震又跟着薛岳逃往台湾，从此再也没能踏上大陆的土地。
欧震的故事告诉我们，个人的军事才能只有与正确的政治方向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保家卫国的理想，否则只能成为不同政治力量博弈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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