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2日这天一大早，刚逃回南昌城的日军第34师团长太贺茂，站在城墙垛口往下看了一眼，这老鬼子差点没当场背过气去。
映入他眼帘的，压根不是什么追击而来的中国大军，而是一条长得看不见头的队伍——整整8公里。
那是他手下的兵，或者是说，是一群刚从地狱爬回来的“活鬼”。
缺胳膊少腿的、脑袋缠着渗血绷带的、互相架着拐棍挪步的，这帮平时耀武扬威的“皇军”，这会儿连要饭的叫花子都不如。
这一幕，后来成了上高会战最讽刺的画面，就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了日本陆军的脸上。
但这事儿吧，咱们现在回头看，其实挺憋屈。
因为这8公里的残兵败将，原本是有机会被咱们彻底包饺子的，甚至连南昌城都有机会顺手牵羊给拿回来。
可就在这节骨眼上，一封从长沙发来的加急电报，硬生生把这泼天的大功劳给按死在了半道上。
这事儿得从几天前说起。
咱们现在翻战史，上面写着罗卓英下达总反攻命令是3月25日凌晨。
但实际上呢？
前线的将军们早就动上了。
你也知道，战场上机会稍纵即逝，真要等上面那四平八稳的命令下来，黄花菜都凉透了。
当时的王耀武，带着他的第74军那是真杀红了眼。
李天霞的51师手脚最快，直接把高安县城给端了。
这在地图上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日军第34师团的退路被切断了。
这时候的太贺茂，就像是一头钻进布袋里的野猪，两边的绳子正在玩命收紧。
余程万的57师和张灵甫的58师，压根没等总部电报，直接来了个“先斩后奏”，兵分十路就扑了上去。
当时的战场态势，哪怕是个不懂军事的人，看一眼地图都能笑出声来。
进攻上高的鬼子分三路，右路的第33师团那就是个坑货，像个没头苍蝇似的撞了两下，觉得不对劲，直接擅自撤退跑回奉新老家去了。
左路的独立混成第20旅团，被咱们第49军和51师联手一顿胖揍，也被打得没了脾气，开始往后缩。
就剩下中路太贺茂的第34师团，还傻乎乎地顶在上高城下。
他还以为自己是在执行“中心开花”战术，想吸引咱们主力，结果回头一看，两翼的队友全跑了，自己直接变成了“瓮中之鳖”。
这一仗打得有多痛快？
别看那些冷冰冰的数字，就看太贺茂是怎么跑路的。
这位堂堂的中将师团长，在撤退时制定的行军序列，简直让人笑掉大牙：师团司令部走最前面，行李辎重和炮兵跟上，把伤兵和负责断后的部队扔在最后面。
说白了就四个字：领导先溜。
这就给了张灵甫机会。
当时他代理第58师师长，这哥们打仗向来不要命。
那天正好大雨倾盆，路烂得跟浆糊似的。
第58师的追击部队硬是在泥里跑赢了日本人的野战医院。
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平日里眼高于顶的鬼子军医和伤兵，突然发现路中间堵着一群杀气腾腾的中国兵。
负责警卫的那个野炮兵中队，瞬间就被冲垮了。
那一仗，光是追着屁股打，就毙掉了300多鬼子。
还有200多伤兵，那是真被洗脑洗傻了，死活不投降，最后也被送回了老家。
要是当时友邻的第70军和72军能跑得再快那么一点点，或者那支从第33师团赶来增援的日军联队被彻底挡住，太贺茂这老小子估计下半辈子就得在中国监狱里踩缝纫机了。
但即便让他跑了，第34师团也丢掉了七成的战斗力，基本被打残废了。
这时候，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摆在了罗卓英面前。
你想啊，对面的主力残了，旁边的第33师团自顾不暇，咱们这边士气正旺。
最关键的是，第九战区增派的粤系精锐——欧震的第4军已经在路上了。
这不仅仅是一场胜仗的问题，这是罗卓英的心病。
两年前的春天，也是在这里，罗卓英指挥20多万大军没守住南昌，还折了一位中将军长陈安宝，这是他军旅生涯里揭不掉的伤疤。
现在的局势，简直就是老天爷赏饭吃，要把两年前丢的面子加倍还回来。
罗卓英当时那叫一个豪情万丈，4月1日直接给长沙长官部发了急电：先报捷，再请战！
他的算盘打得很响，趁你病要你命，一鼓作气把南昌拿回来。
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大反攻要开始的时候，一盆冷水兜头浇了下来。
那个坐在长沙指挥部里的“战神”薛岳，回电了。
电报内容很简单，也很冷酷：不行。
不仅不同意反攻南昌，还把已经走到半路的生力军第4军给调回去了。
这操作直接把罗卓英给整懵了。
为什么？
表面理由一大堆，什么防务空虚啊、避免冒进啊。
但咱们把历史镜头拉远一点，看看当时的“职场关系”，这事儿就耐人寻味了。
薛岳和罗卓英，这两人虽然都是名将，但背后的派系关系错综复杂。
罗卓英那是陈诚“土木系”的灵魂人物，是蒋介石的嫡系心腹；而薛岳虽然能打，但毕竟和陈诚之间有着微妙的竞争关系。
这种国民党军内部的“山头主义”，在抗战期间简直就是个顽疾。
薛岳对于保卫他的基本盘湖南，那是真拼命，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崩两颗牙；但对于赣北这个名义上归他管、实际上由罗卓英“独立经营”的地盘，他的态度就暧昧多了。
上高大捷的嘉奖令像雪片一样飞来，主角却是罗卓英和王耀武，这让薛伯陵心里是个什么滋味？
咱们不好瞎猜，但结果是实实在在的：第4军撤了，第19集团军失去了扩大战果的能力。
南昌城下的枪声稀疏了下去，那条8公里的伤兵队伍，最终还是挪进了城。
这一仗打完，罗卓英去视察第74军野战医院。
看着满屋子的伤员，这位儒将终于没忍住，当着王耀武的面发了句牢骚：“这个薛伯陵，有时固执得没章法！”
这话咱们听听就算了，毕竟高层神仙打架，底下的将军们不好插嘴。
王耀武那是个人精，听了这话只是陪笑，心里其实早就乐开了花。
为什么？
因为不管南昌拿没拿回来，上高这一仗，彻底把他第74军“抗日铁军”的名号给打响了。
罗卓英也不贪功，在授勋仪式上大大方方地把“抗日最精彩一役”的帽子扣在了74军头上。
有时候不得不承认，历史的遗憾，往往不是因为敌人太强，而是因为自己人算盘打得太响。
回头再看这段历史，咱们不免感到唏嘘。
上高会战确实是一场痛快淋漓的胜利，毙伤日军一万多人，把太贺茂打得还要靠敢死队开路才能逃命，连日军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都因为“任由尸体曝尸荒野”被撤了职。
但也就是因为那个“草草收兵”的决定，让这场胜利带上了一丝遗憾的底色。
如果当时没有那封拦路电报，如果第4军能如期投入战场，也许赣北的抗战形势会完全不同。
这就是真实的历史，既有热血沸腾的冲锋陷阵，也有让人扼腕叹息的派系博弈。
王耀武为了纪念这份荣光，后来把军部代号改成了“辉煌”。
而那条蜿蜒在南昌城外的8公里伤兵队伍，终究成为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战场上永远抹不去的耻辱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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