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将赖传珠：新四军的“大管家”，55岁患病离世，葬礼堪比国葬|参谋长|薛岳

赖传珠，开国上将。

55位上将里，他不是最能打的，不是最有名的，但你要是问那些了解他的人，谁的故事最让人服气？很多人会说他。

他一家十几口人，最后就剩他一个。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全死在了那条路上。他一个人扛着这些人的命，走完了长征，打完了抗战，打完了解放战争，最后活到了授衔的那一天。

六岁那年，父亲就把他送进了私塾。后来，他争气，考进了赣州的赣南中学。那个时候正值1924年，新思想、新书报到处都是。他那时候年轻，一肚子热血，看《新青年》，看马克思主义，越看越觉得这世道不对，凭啥地主老财就能躺着吃饭，咱穷人就该饿着？

1925年，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赣州，他气得浑身发抖。他跟同学们满大街跑，去工厂，去学校，去店铺，嗓子都喊哑了，就为了给上海罢工的工人们募点钱。那时候他就想，这世道，真得变一变了。

1926年，北伐军打过来，赣州也热闹起来。有个共产党人叫陈赞贤，在城里头组织工会，那叫一个有本事，工人兄弟们一提他，没有不竖大拇指的。赖传珠跟着他干，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也就是那一年，他入了共青团。

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国民党到处抓人，他在赣州待不住了，就跑到万安县，跟几个同志搞了个“旅万支部”。1927年秋天，他被派回家乡，当白石党支部书记，准备闹暴动。

说起来，那是他这辈子最不愿意回忆，又永远忘不掉的一段日子。

1928年1月，他们开始准备大埠暴动。他父亲，一个本本分分的庄稼人，被他动员得把家里的积蓄都拿出来买了枪。他们自己做炸药，造松树炮，训练了七十多个骨干。

2月18号那天，两千多号农民，拿着大刀长矛，扎着红布条，就朝赖村和彭屋的豪绅地主家冲过去了。那场面，真是解气！一个钟头不到，两个村子就全给拿下来了，到处都是红旗。他们把地主的粮仓打开，让穷人去挑，把浮财分给穷人。那天晚上，整个大埠都跟过年似的。

可是，痛快就痛快了那么一阵子。三月，国民党的正规军来了，好几千人，带着机关枪大炮。他们那点土枪土炮，哪顶得住？暴动失败了，九百多人被杀。他们家房子给烧了，东西给抢光了。他父亲被那些土豪劣绅抓住，活活给害死了。他母亲，他叔伯，一个个被抓进去，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折磨死。他二叔和大堂兄，是跟国民党打仗时死的，还有一个堂兄，死在监狱里。一家十几口人，就这么没了。他那时候才十八岁。

他化装成商人，摸到赣州城里去找组织，结果特委机关也被破坏了。他站在赣州街头，看着满大街的国民党兵，心里头只有一个念头：我要上井冈山，去找毛委员。

他一路往西走，经唐江、上犹、崇义，翻山越岭，走了好几天。等到了井冈山脚下，人家告诉他，毛委员带着队伍去湖南桂东了。他二话没说，又掉头往湖南追。那时候也不知道哪来的劲，就觉着，只要找到毛委员，就有希望。终于在桂东沙田，他找到了工农革命军，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听他说完暴动的经过，又听说他家里人的事，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来井冈山就对了，革命的火种是不会被消灭的。”就这一句话，他这辈子，就跟定他了。

上了井冈山，他当上了特务连的党代表，其实就是负责保卫毛委员和师部。那时候条件苦啊，但心里头踏实。他跟着毛泽东打黄洋界，跟着他下井冈山去赣南闽西，后来又参加了古田会议。那时候他才明白，革命不是光凭一腔热血，还得讲方法，讲纪律。毛泽东说的那些话，“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红军不光打仗，还要做群众工作”，他一条一条都记在心里头，照着去做。

打仗这事，哪有不挂彩的？他身上的伤疤，就是他的军功章。

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他们在龙冈打张辉瓒，他站在最前头指挥，一颗炮弹片飞过来，直接打在他嘴上，满嘴是血，牙都掉了好几颗。1931年打广昌，子弹又从后背钻进去，差点没要了命。但这些跟后来长征路上的那次比起来，都算不了什么。

1935年，遵义会议刚开完，他被调回红二师五团当政委。这五团是个老部队，能打硬仗，就是伤亡太大，急需补充。4月23号，他们到了滇西一个叫黄泥河的地方，正好碰上中央纵队在行军。他就命令部队停下来，给中央让路。

可谁知道，国民党薛岳的“王牌”部队突然从侧翼冲了出来，兵力是他的十倍！那时候，毛主席、朱老总都在中央纵队里，要是让他们冲过去，后果不堪设想。军团首长命令他，就地顶住，死也要死在阵地上。

他把四挺重机枪全架起来，亲自指挥射击，把敌人压在山底下。敌人仗着人多，一批一批地往上冲，打退一批，又上来一批。

打到中午，弹药都快打光了，敌人又冲了上来。他一看这架势，把刺刀往枪上一安，对着战士们喊：“上刺刀，跟他们拼了！”他正要带头跳出去，一颗子弹“噗”的一下，打进了他的胸膛。那一下，他感觉就像被大锤子砸了一下，整个人都往后一仰，血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把衣服都浸透了。警卫员于占鳌跑过来要背他下去，他一把推开，说：“我的指挥部就在这里，我是准备战死的！”

他忍着疼，咬着牙，硬是在阵地上指挥了一整天，打退了敌人七八次冲锋。一直撑到黄昏，中央纵队安全走远了，他才让人把他抬下去。后来他才知道，那颗子弹，离他的心脏只有两厘米。他昏迷了四天四夜，醒来的时候，卫生员告诉他，缺医少药，伤口只能用涂了凡士林的布条塞进去，来回拉，防止感染。那滋味，比挨枪子还疼。可他还是挺过来了。

1935年7月，伤还没好利索，他就又回了五团，领着全团爬雪山、过草地。实在没东西吃了，他把自己的马杀了，给全团每人分了一块肉。

长征到了陕北，他在抗大学习，还没毕业呢，1937年底，一道命令下来了：去新四军。

那时候新四军刚成立，啥都没有，缺人缺枪缺钱。他带着二十多个干部，从延安赶到武汉，跟叶挺、项英碰了头。叶军长这人，真是没得说，到处去募捐，从香港搞来三千六百把手枪，他也分到了一把。那把枪，他后来一直带在身边，从江南带到江北，从抗战带到解放战争，一天都没离过身。

新四军刚成立那会儿，最难的不是打仗，是把那些散在南方八省十几个山头的游击队，给拢到一块儿。那些队伍，在山里打了好几年游击，跟中央都断了联系，脾气一个比一个倔，让他们下山改编成国民党的番号，穿国民党的军装，好多人都想不通，觉得这跟投降有啥区别？他就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跑，一个一个地谈心。他告诉他们，现在最大的敌人是日本鬼子，咱们穿什么衣服不重要，重要的是枪杆子还在咱们手里，党还在咱们心里。那几个月，他几乎没睡过一个整觉，光是把那些队伍集中到皖南岩寺，就忙活到第二年四月。

1939年，他到了江北指挥部当参谋长，跟着张云逸、徐海东，在皖东跟日本人和国民党顽固派周旋。1940年，黄桥决战，他们在苏北站稳了脚跟。

可紧接着，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了。九千多人，就那么被国民党包了饺子。消息传到江北，他气得浑身发抖，好几天吃不下饭。后来，中央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当代军长，刘少奇当政委，他当参谋长。

这一干，就是好几年。新四军从刚开始的一万来人，发展到后来十几万人，这中间，每颗子弹、每粒粮食，都得精打细算。蒋介石不给钱，他们就自己种地，自己织布。刘少奇同志那时候老说，有赖传珠这么个好参谋长，我省心多了。他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管家”。这名字，他挺喜欢的，说明大家伙信得过他。

抗战胜利后，他又闹着要去东北。1946年底，他到了东北，先是在吉林军区当副司令，后来又去六纵当政委，跟黄永胜搭班子。打辽沈战役的时候，他们在黑山、大虎山，死扛廖耀湘兵团，那仗打得，真是天昏地暗。打完辽沈，又打平津，再一路南下，一直打回江西老家。1949年，他当十五兵团政委，跟邓华一块儿，准备打海南岛。

1950年，他们接到的命令是，用木帆船，横渡琼州海峡，去打薛岳的十万大军。说实话，这事儿，以前谁也没干过。他们这些旱鸭子，连海都没见过，更别说坐着木船去打仗了。但毛主席说了，必须在春夏之间解决海南岛。他不管，他带头练，在海上漂了不知道多少天，吐了不知道多少回，最后愣是练出了一支能在海上打仗的部队。他们用“偷渡”和“强渡”结合的办法，分批把部队送过海，最后大举登陆，硬是把薛岳给撵跑了。

5月1号，海南岛全岛解放。那一天，他站在海边上，看着红旗在海风中飘，心里头想，总算又完成了一个任务。

打完了仗，1950年，他被调到北京，当总干部部的第一副部长，具体负责全军的军衔评定工作。

这一摊子事，比打仗还难。都是出生入死的老兄弟，谁高谁低，谁上谁下，弄不好就得罪人。评衔的时候，他自己的事，好办。他对照着标准一看，按他的级别和资历，应该授上将。但他寻思着，他是负责这个事的人，得带头做表率，就写了个报告，说给他评个中将就行了。结果，罗荣桓部长不批，毛主席也不批。最后，还是给了他上将。

授衔那天，1955年9月27号，他穿上那身将军礼服，心里头想的不是自己有多风光，他想的是他父亲，他母亲，他那些牺牲的叔伯兄弟，还有大埠暴动死的那九百多乡亲。这身衣服，是拿他们命换来的。后来，他又调到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当政委，一直干到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