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春的福州，闽江两岸还带着火药味。就在那座被战火撕裂过的城市里，叶飞和阮英平的儿子阮朝阳第一次见面。那天，14岁的少年站在军区大院门口，怯生生地抬头，望向走来的叶飞。战将的脚步并不轻，可小院里却安静得能听见树叶晃动。叶飞停住，拍拍孩子肩膀，低声道：“以后，跟我回家。”短短七个字，改变了少年此后半生。
追溯到更早些的1932年，闽东山岭密布、雾气终年不散。阮英平与叶飞在这里并肩举枪。阮英平性格谨慎，做事稳而细；叶飞则冲劲十足，敢打敢拼。性格迥异，却意外合拍。一次夜袭，叶飞左臂负伤，阮英平把自己的干粮塞过去，只丢下一句：“你先扛着。”这种彼此托付，在随后“南方三年游击战”里被放大，成为两人共同的生死凭据。
“南阳事件”是两人关系里的暗礁。1936年初秋，刘英的那张逮捕命令几乎将战友情斩断。押解途中遭遇国民党包围，叶飞负伤跳崖，所幸命大。劫后余生，他回头第一件事，就是告诉战友们“绝不能自相残杀”。这番话，阮英平听得眼眶赤红。从此，二人更加谨慎地维系闽东根据地的火种。
时间推到1948年初。解放战争最吃劲的关口，阮英平奉命重返闽东。南国密林中，他带着不足一个营的兵力，与八个民团周旋。可惜天不假年，2月1日清晨，他在宁德山区落单，被地方匪众谋财害命。这条噩耗传到华东前线，叶飞一夜未眠。多年后，他仍记得那天的风声，“像刀片刮耳”。
宁德解放后，凶手落网。行刑那天，叶飞没去现场。有人问原因，他淡淡答：“枪声响起的瞬间，他就该安息了。”但战友的孩子怎么办？叶飞内心清楚：阮英平唯一的骨血必须有人撑起。于是，1949年，他正式将阮朝阳接到福州。王于畊起初担忧家中孩子多，开销重，叶飞摆摆手：“咱们再省，也得让朝阳念书。”
阮朝阳进入福州一中，日常能见叶飞的机会并不多。对少年而言，将军父亲似乎永远在开会、写报告，或骑着吉普赶往前线勘察海防。晚饭桌上，最常见的画面是叶飞放下筷子，拿起笔，一边嘬着冷饭一边批文件。少年有时抱怨饭菜凉，王于畊笑着敲他筷子：“吃快点，别让你爸的字等急了。”
转眼1960年代，阮朝阳以优异成绩考入哈军工。在学校，他第一次读到苏军海军战史，惊叹原来自己被送进了父亲最看重的领域。寒假回到福州，他换上戎装对着叶飞立正敬礼。将军看着养子挺拔身姿，难得露出长时间笑意：“像模像样。”旁人说他夸得简短，阮朝阳却听出了满满认可。
福建前线的炮声停歇后，叶飞调任交通部。有人以为政务繁琐会冲淡他的军人性情，可每当周末，他仍坚持研读《战役学》《交通线组织学》。阮朝阳偶尔回家，总看到父亲用红色圆珠笔画密密麻麻的标记。一次他好奇地问：“您都离开部队了，还看这些？”叶飞合上书，轻轻一句：“国有急，兵要动，脑子不能锈。”
1993年冬，王于畊病逝。叶飞把自己关在书房整整一周。外人只道将军坚毅，可身边人明白，他只是把所有脆弱藏得更深。阮朝阳随后调京，在海军装备口任职，一有空就来陪父亲聊航母、聊新型驱逐舰。有意思的是，每到辩论关键处，九十高龄的叶飞仍拍桌：“这事不能含糊，技术参数要拿数字说话。”
1999年4月18日凌晨，电话铃声把阮朝阳从案头文件中拽起。叶飞女儿的声音几乎听不见起伏：“爸爸没血压了。”阮朝阳愣了三秒，抓起外套冲出家门。京城的黎明尚未亮，他的出租车一路闯红灯。车窗外的灯柱像被拉长的线条，心跳却被缩短到节拍之外。
抵达301医院，走廊里充斥消毒水味。病房门半掩，一位军委首长正三鞠躬。阮朝阳站在门口，呼吸像卡住的齿轮。他走过去，看见父亲侧脸安静，眉心无一丝褶皱，俨然熟睡。“爸爸只是睡熟了。”他低声呢喃。那一刻，所有记忆——闽东山岭的硝烟、福州校园的朗朗书声、哈军工操场的军号、父子之间鲜少的拥抱——齐刷刷涌来。
阮朝阳忍着泪，帮医护把父亲的军帽端端正正摆在胸口，又替他把将星擦亮。没有长久的停留，他退至墙角，目光始终没离开那个熟悉身影。窗外天光渐盛，一代名将的故事定格在病房里的静默。没人再说话，肃穆比枪炮声更震撼。阮朝阳知道，父亲完成了他的最后一场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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