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哈军工第一学期开学的第十天，北京西园老宅里收到了黑龙江寄来的一封信。信封左上角写着“军事工程学院”几个钢笔体大字，张云逸拆开一看，只寥寥数行报平安，末尾署名“光东”，字迹尚显稚气却干净利落。老人笑了笑，拿起毛笔，蘸墨，落笔的第一行却写出“亲爱的光东同志”——这一句日后成为父子俩心照不宣的分水岭。
要读懂这句称呼里的分量，得先把时间拨回半个世纪。1909年，二十三岁的张云逸参加同盟会，翌年在黄花岗城头举起炸弹。那一年他命悬一线，竟靠着“上街买菜”逃过清军搜捕。自此风云跌宕，南昌起义、百色起义、长征、抗战、解放战争，烽火二十余年，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张云逸才放下枪。1955年授衔时，他已六十一岁，肩章是大将，但享受元帅级待遇，这份礼遇来自他与共和国同龄的资历与功劳。
传奇之外，是连绵不断的离散与牵挂。早年在家乡广府，母亲王氏为他操持门户，却不幸因战祸殒命。继室韩碧从海南流落到广州，一头扎进革命洪流，苦守空房十多年。1939年，她带着十一岁的张远之寻夫千里，才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与张云逸短暂团圆。再往后，1946年，小儿子张光东出生，老人已过半百。乱世里得子，自是欣喜，却也没有因此降低对孩子的标准。
新中国成立后，张云逸因旧伤与心脏病赴苏联治疗，1952年辞去要职回京休养。身体好转一点，他就整日琢磨如何让孩子别走“将门子弟”的老路。1959年秋，十二岁的张光东填中学报名表，向父亲讨教“家长姓名”一栏。老人头也不抬：“只写你母亲，别写我。”少年困惑：“同学们都会问的。”张云逸摆摆手：“就说父亲不在北京，出差去了。”张光东当时心里直嘀咕，后来才明白，父亲要他远离特权的光晕。
那几年，战友们劝张云逸把孩子送进条件优越的八一学校，他却坚持让儿子去家门口的北池子小学。“离家近，接地气。跟工人农民的孩子一起长大，多好！”老将军的语气平常，立场却坚定。张光东偶尔带同学回家，张云逸总会先把孩子们领到陈列柜前：“别看这些家具好，都归国家，咱们只是代用。”一句话，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
青年时代的张光东一心想当兵，偏偏在北师大附中被分到英语班，他想去学满屋子人追捧的俄语，求父亲出面调换。老人不为所动：“自己的路自己走。”这位昔日的指挥员，最不肯指挥的竟是亲儿子。靠着勤奋，张光东1965年考进哈军工导弹工程系。当年八月临行前，母亲偷偷给他塞了只绣花小枕头，被张云逸发现：“部队不兴这个。”随手取下枕头，又教儿子如何把单衣叠成方块当枕。
哈军工生活紧张，来信稀少。九月那天，张光东拆开回复，看见“光东同志”四字，心里一颤：父亲不认我了？返校假期，他鼓起勇气问：“您怎么不叫我儿子？”老人轻轻拍了拍桌面：“你已经是共产党员，我们在党内就是同志。”简单一句，分量沉甸甸，张光东这才懂得，被父亲从“吾儿”提拔到“同志”，意味担当，也意味平等。
1969年毕业分配，张光东被派往四川山沟，参与导弹实验基地建设。临行前，父亲气色已大不如前，却坚持拄拐送到门口，“要守纪律，守秘密，好好干。”再见已是1973年春，张云逸住进301医院。弥留之际他拉着儿子的手，喉头费力挤出一句：“你能回来吗？”这句轻声，张光东记了一生。
1974年11月19日，七十八岁的张云逸走完征途。追悼会上，老部下回忆他“戎马半生不挂彩”，同僚称他“功名不居”。花圈簇拥中，张光东想起那封“同志”开头的信，想起父亲不让写名字的履历表，也想起那只被抽走的绣花枕头——原来全部都是同一条线：不搞特殊化，永远和普通战士站在一起。
1979年，部队现代化急需技术干部，张光东凭专业调入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后来晋升少将。他常被后辈追问：“您父亲给过什么教诲？”他只说两句话：“第一，永远别忘了自己是普通一兵；第二，真正的尊严靠本事挣。”
张云逸当年把“同志”二字寄给儿子，如今被张光东贴在办公室的笔筒上。许多人赞叹这位大将的家风，他却从未留下豪言壮语，仅用行动示范。或许，这就是老一辈革命者最朴素的信条：身份再高，也要和人民站在一起；情感再深，也要让后辈独立成长。岁月流逝，纸张微黄，那声“光东同志”却一直铿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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