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的武汉,韩复榘的妻子高艺珍就跪在这刺骨的风里,对着冯玉祥的宅门,额头磕在青石板上,咚咚作响,渗出血印。

她哭着求见这位韩复榘叫了半辈子“老上司”的人,想用二十年的旧情,换丈夫一条命。

屋里,那个被她称作救星的男人,只是背过身去,没开门,也没回话。

一个背影,隔开了生死。

几天后,蒋介石派人来试探他的口风。

这位昔日的西北军统帅,几乎是咬着牙说出了那句传遍军界的话,“我要是有权力,在济南的时候,就把他枪毙了!”

从亲如父子的“好孩子”,到恨不得亲手处决的叛将。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韩复榘这个人,起家的时候,是冯玉祥眼里的宝。

他本是个读过些书的乡下小子,因为在县城惹了赌债,走投无路才去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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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见他字写得不赖,人也机灵,就让他当了个司书生。

他打仗确实有股不要命的狠劲,几年功夫,就从班长一路升到了军长,成了冯玉祥手下最能打的“十三太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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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是真把他当自家孩子看的,甚至在1928年,把河南省主席的位子都让给了他。

问题就出在这。权力这东西,太容易让人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

1929年,冯玉祥和蒋介石闹翻,准备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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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韩复榘拿着蒋介石开出的大价钱,带着部队叛变了。

这一刀,直接捅在了冯玉祥的后心上,让冯的反蒋计划彻底泡汤。

事后,冯玉祥也只是叹口气,觉得是“孩子不懂事”。

可韩复榘却把这种投机当成了安身立命的本事。

他坐镇山东后,把这套玩得更溜了。

他一面拿着南京政府的钱扩充军队,一面又把中央派来的官员挤走,截留税款,把山东经营得跟自己的独立王国一样。

日本人打过来,他觉得机会又来了,想在蒋介石和日本人之间玩“平衡”。

他一边拿着蒋介石拨发的巨额防务费,一边跟日本人搞秘密协定,想着只要自己手里有兵有地,谁都得敬他三分。

他算错了一件事,时代变了。

这已经不是军阀抢地盘的内战,这是要亡国的抗战。

1938年1月,韩复榘接到了蒋介石的电话,请他去开封参加一个军事会议。

手下的人都劝他别去,怕是个圈套。

韩复榘却满不在乎,他觉得自己又没投降日本,蒋介石能把他怎么样?

于是带着一个卫队营,大摇大摆地就去了。

到了开封车站,来迎接他的是刘峙和蒋伯诚。

刘峙客客气气地把他安排住下,然后以“城里部队太多”为由,把他那个卫队营调离了市区。

韩复榘的爪牙,就这么被拔了。

会场设在袁家花园,到处都是臂缠“宪兵”袖章的哨兵。

韩复榘走进会场时,大部分人都到了,他跟前排的李宗仁、宋哲元握了握手,就坐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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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久,蒋介石进来了。

他没先说正事,而是拿起一本花名册,慢悠悠地点了半个多小时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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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举起来问,“你们谁带了《党员守则》?”

全场四百多名高级将领,稀稀拉拉站起来八个人。

蒋介石又掏出一本《步兵操典》,再问,“带了这个的站起来!”

这次,只站起来一个人。

蒋介石的脸当场就沉了下去,绕着这两本书,足足训了三个多小时的话,说得将领们个个低着头不敢出声。

奇怪的是,提到山东战场的失利,他却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会议开到傍晚,宣布休会。

钱大钧走过来,单独把韩复榘留下了,说委员长要跟他谈几句话。

在蒋介石的休息室里,气氛瞬间就变了。

蒋介石劈头盖脸地质问他为何不战而退,放弃济南、泰安。

韩复榘那股军阀的混劲儿也上来了,当场顶了一句,“山东丢失是我的责任,南京丢失又是谁的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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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彻底断送了他最后一丝生机。

蒋介石气得说不出话。

旁边的刘峙赶紧上来打圆场,拉着韩复榘说先去他办公室休息一下。

韩复榘刚被推进汽车,车门立刻关上,两个特务就从前座翻过来,一边一个把他按住,亮出了逮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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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复榘被押往武汉的消息传开,很多人都觉得蒋介石最多也就是把他撤职。

韩复榘自己也这么想,觉得大不了回家种地。

但他忘了,他伤得最深的那个人,是冯玉祥。

抗战爆发后,冯玉祥还给他写信,喊他“复榘,复榘,你是好孩子,要做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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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这个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猛将,还抱着最后的希望。

可韩复榘是怎么回报他的?

放弃黄河天险,带着十万大军一溃千里,把几百万山东百姓和整个华北的战局,都扔给了日本人。

这已经不是背叛,这是在刨国家的根。

所以当高艺珍跪在他家门外,他选择了紧闭大门。

这不是绝情,而是一种更深的痛苦。

他保不了,也不能保。

如果在这个时候保下韩复榘,他就等于站在了全国军民的对立面。

蒋介石派张治中来问他的意见,其实也是在走个过场,更是想借冯玉祥的手,给处决韩复榘这件事加上一道“天理昭彰”的背书。

冯玉祥的回应,十六个字,字字如铁,“违抗命令,叛国降敌,军法从事,绝不姑息”。

这十六个字,宣告了一段近二十年师徒恩怨的彻底终结。

可人终究是感情动物。

韩复榘被处决后,冯玉祥特意叮嘱韩家,国难当头,丧事不要铺张。

听说他们想先把棺木暂厝在鸡公山,等战后再运回北方,他也表示了赞同。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对韩复榘的家人,都是有求必应。

这份藏在狠话背后的旧情,或许才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注脚。

1938年1月24日晚,武昌。

两名特务来到韩复榘的囚室,说何应钦部长要找他谈话。

韩复榘刚走到楼梯拐角,就看到下面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他立刻意识到不对,转身就想往楼上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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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枪声大作。据说,他倒下前,回头说了一句,“打我的胸……”

他一共身中七枪。临死前,他还在哼唱那首西北军的练兵歌,“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教他这首歌的人,此刻正坐在武汉的寓所里,听着窗外的风雪声。

韩复榘的死,像一颗炸雷,震醒了所有还在观望的地方实力派。

他们看明白了,这次中央是来真的,再抱着“保存实力”的老算盘,下一个就是自己。

此后,抗日战场上的军令,确实顺畅了不少。

韩复榘死后,他的旧部由孙桐萱接管,在后来的战场上,总算打出了山东汉子的血性。

而在这一切尘埃落定后,冯玉祥在日记里,用颤抖的笔写下了一行字,

“余不认识人,徒自提拔,余之教育不良,表率无壮,有以致之。”

这一枪,打死的不仅是一个叫韩复榘的军阀,也打碎了那个讲江湖义气、认私恩不认国法的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