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年夏,蒙古国中戈壁省的暴雨如千军万马般席卷草原,洪流冲刷过红色岩壁,洗去两千年的沙尘,一段模糊的刻痕在崖面上若隐若现。

当牧民达西和儿子巴特在 "红色圣山" 下躲雨时,无意间看到了的石壁,竟忽然发现,它们像是某种文字的模样。

牧民虽不识这些符号的意义,却被其庄严的排布所震撼,将这个发现报告给了蒙古国相关部门。

此后二十余年间,这块红色圣山上的神秘石刻,却因缺乏汉学研究基础,成了各国学者解不开的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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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2014 年,蒙古国相关机构将石刻照片转交中国内蒙古大学,该校蒙古学专家齐木德道尔吉教授看到波磔分明,体势开张明显带有隶书特征的字眼时,心脏骤然紧缩。

经过三年筹备,时间来到2017年,一支中蒙联合考古队顶着漠北的风沙,踏上了杭爱山的考察之路。

在此之前,关于这片区域可能存在古代石刻的传闻早已流传,但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模糊的线索让考察工作屡屡受阻。

考古队员们在崖壁附近安营扎寨,白天顶着烈日清理崖壁上的青苔和积沙,夜晚则在帐篷里查阅古籍文献。

由于石刻位置高悬,他们不得不搭建起5米高的高台,小心翼翼地进行拓印。

就在众人因字迹模糊而一筹莫展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再次降临——与27年前不同的是,这场暴雨恰好冲刷掉了石刻表面最后的浮尘,让那些沉睡千年的文字变得更加清晰可辨。

专家们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时机,小心翼翼地架起5米高台,迅速记录、拓印,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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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他们成功解读出220余字。在场专家齐木德道尔吉颤抖着翻开随身携带的《后汉书》,发现这些内容与班固的《封燕然山铭》高度吻合。

原来,史书真的没有骗人。

现场一片寂静,随即爆发出难以抑制的激动。

一位中国考古学者情难自禁,身体前倾,几欲跪地——这不是真正的跪拜,而是一种面对穿越时空的历史铁证时,源自灵魂的震撼与感慨。

石刻上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 的开篇,将我们带回公元 89 年那个决定东亚格局的秋天。

自西汉以来,匈奴便是中原王朝的北方大患,双方征战数百年,恩怨交织,后在汉朝廷的攻伐之下,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

南匈奴选择归附汉朝,迁徙至长城以南放牧;北匈奴则固守漠北,依旧频频南下侵扰边境,掠夺财物与人口。

章和年间,北匈奴的处境愈发艰难:东部遭到鲜卑族的猛烈攻击,损失惨重;漠北草原又遭遇罕见的蝗灾,牧草枯萎,牲畜大量死亡,一时间漠北大乱。

南匈奴单于稽侯珊向汉朝遣使求援,愿共击北庭。被软禁在洛阳的外戚窦宪,以戴罪之身主动请缨,率领汉军北伐,

朝廷应允后,窦宪任命耿秉为副帅,又请来了史学家班固以中护军的身份随军,负责记录战事。

于是这支由汉军及南匈奴、乌桓、羌人组成的四万多民族军队,开启了东汉历史上最壮烈的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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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军沿着阴山北麓西进,翻越高阙塞,穿过鸡鹿塞,在广袤的漠北草原上演了一场奔袭三千里的远征。

铭文中 "玄甲耀日,朱旗绛天" 的描绘,让人想见铁甲在阳光下的寒光与红旗映红天际的壮阔;

"经碛卤,绝大漠" 的记述,则道尽了穿越戈壁沙漠的艰辛。最终联军在稽落山与北匈奴主力展开决战。

史载,此役“斩名王已下万三千级,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迫降匈奴部众二十余万人。

窦宪、耿秉率军乘胜追击,“遂临瀚海,斩温禺以衅鼓,血尸逐以染锷”,兵锋直抵燕然山。

为了铭记这场足以载入史册的胜利,彰显大汉王朝的天威,窦宪命令随军出征的史学家班固撰写一篇铭文,刻在燕然山的崖壁上。

班固如椽大笔写下这篇气势恢宏千古铭文《封燕然山铭》,"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 的壮语,既宣泄了汉高祖白登之围、汉文帝匈奴叩边的百年积愤,也宣告着汉匈三百年战争的终结。

而“燕然勒功”的典故,也从此流传开来,成为古代将士追求边塞功业的最高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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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因为时代距离的原因,燕然山这个在中国古代边塞诗文中反复出现的名字,长久以来只存在于文献与想象中。

它的确切位置,范围从蒙古国一直延伸到中国内蒙古、甚至俄罗斯,学界众说纷纭。甚至还有不少人怀疑是不是虚报功绩。

石刻的发现的那一刻,不仅确认了燕然山即今蒙古国杭爱山,终结了地理悬案,更以铁一般的实物,为一段曾被少数人怀疑奠定北疆安宁的大捷的煌煌武功,盖上了确认的印章。

《封燕然山铭》清晰记述了汉军的出征路线、作战经过、辉煌战果,以及“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的豪情壮志。

我们的先人,曾如此郑重而真实地记录下他们的光荣。这份光荣,跨越了两千年前的历史,骤然变成了眼前可触可感的真实,因此专家在确认石刻时才会如此的激动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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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方沉睡于蒙古国荒原的石刻,已成为连接中蒙两国乃至世界的历史文化遗产。

它超越了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记忆。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与游客,怀揣着对一段共同历史的敬畏,前往杭爱山麓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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