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先锋》：那些觉醒年代的新闻先驱|先驱|急先锋(电影)|新文化运动|新青年|邵飘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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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新黄河客户端，作者钱欢青

《急先锋》：

那些觉醒年代的新闻先驱

《急先锋》

路英勇著

作家出版社

1921年前后，一些进步人士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蔡和森、邵飘萍等，通过创办报刊，传播先进思想，揭露社会黑暗，唤醒广大民众，凝聚革命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凝聚起深厚的群众根基。

陈独秀、李大钊由创办报刊成为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者，邵飘萍则由一位具有正义感的记者成长为著名的“红色报人”。他们是思想的急先锋，更是革命的急先锋。

新近出版的路英勇先生的纪实文学《急先锋》，即从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先驱李大钊、铁肩辣手邵飘萍入手，以他们在新闻领域的探索与革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上的开拓进取和奉献牺牲。“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们身体力行，以文字为刃，以精神为火，唤醒沉睡的大众，共创全新的世界。

向“五四”

那个伟大的时代

致敬

对路英勇而言，《急先锋》的写作其实早有“伏笔”。早年在山东大学读博士的时候，他就对五四时期的著名报刊及其创办者进行过比较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五四时期新文学出版的内容。此后路英勇一直从事出版工作，那个时候的学术思考对他后来的职业发展有很大帮助，也促使他更深切地理解了五四出版参与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品格，铸造五四精神的文化内涵和革命特质。路英勇说，“在今天，我们应该对五四出版表示敬意，应当让它的伟大品格在当今时代发扬光大。所以，《急先锋》这本书，并非一时兴起之作，而是我大半生学术思考、工作实践的不断积累的一个成果。写作这本书，是在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也是在向一个‘五四’这个伟大时代的思想先驱、革命先驱致敬。”

书中涉及的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三人，是五四时期创办报刊的先进分子中的代表人物。他们虽有着截然不同的身份背景、办刊初衷与编辑思想，却都是那个时代思想的急先锋，更是革命的急先锋。路英勇表示，他们的办刊、办报实践共同构成了五四时期先进思想传播的“立体矩阵”，“写作这本书，正是为了还原这一多元图景，让读者明白，思想的觉醒是无数先进人物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共同推动的结果”。

陈独秀的

“专业编辑能力”

《新青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早已是学界共识，今年是《新青年》创刊110周年，《急先锋》也将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章节置于卷首。路英勇表示，陈独秀的办刊历程，是“思想革命”的破局之路。他创办的《新青年》，从最初的小众刊物到迁至北京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用犀利的文字猛烈抨击封建礼教与旧思想，彻底撕开了封建蒙昧的帷幕；而后续创办的《每周评论》，则弥补了《新青年》偏重思想启蒙的局限，以“主张公理，反对强权”为宗旨，聚焦时事热点，用短小精悍的时评快速回应社会现实，成为连接思想启蒙与社会运动的桥梁，“陈独秀的办刊风格刚烈决绝，他敢于直面守旧势力的‘围剿’，让先进思想在高压环境中得以迅速传播。他的办刊经历，能让读者清晰看到‘新文化运动’是如何成为影响全国的舆论浪潮的”。

在《急先锋》中，路英勇特别写了陈独秀以精准的选题策划为引擎，推动文学革命从理念走向实践，步步为营掀起新文化运动浪潮的过程，“很多人知道胡适率先提出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却少有人关注陈独秀如何以编辑的专业能力，将这‘八项主张’落地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在编辑实践中，陈独秀展现了极强的选题把控力与节奏推进力：他敏锐捕捉到白话文改革的时代价值，在胡适提出初步构想后，立即主动邀约他将构想系统化、理论化，形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刊发。为了造成文学革命的声势，他写成《文学革命论》，对胡适的主张大加赞赏，接着又支持钱玄同，上演了一出‘双簧戏’，扩大话题影响力。为了展现文学革命的实绩，他策划刊发胡适的白话诗，随后，他又将鲁迅的《狂人日记》推向公众视野……整个过程中，陈独秀的编辑思想清晰可见：他不是简单地‘刊登文章’，而是以‘文学革命’为核心选题，构建了‘理论倡导—广泛讨论—实践示范’的完整传播链条。书中详细梳理了这一过程中的关键节点，比如他如何与胡适、鲁迅等作者沟通选题方向，如何调整栏目设置适配思想传播，如何应对守旧势力对内容的攻击，让读者看到陈独秀的编辑实践，既是思想主张的传递，更是专业编辑能力的体现。”

李大钊的办报风格

温润而坚定

《急先锋》第二章节写到李大钊，李大钊的办刊实践，是“真理传播”的深耕之路。路英勇认为，与陈独秀的“破局”不同，李大钊更侧重“建构”，“他创办《晨钟报》，旨在‘唤醒国民之青春’；主编《宪法公言》，聚焦民主宪政的传播；主持《甲寅日刊》，以犀利评论针砭时弊；后来担任《少年中国》主编，更是将青年群体作为核心传播对象，引导他们树立家国情怀。与陈独秀的刚烈不同，李大钊的办报风格温润而坚定，他在《晨钟报》《甲寅日刊》《少年中国》等刊物中，始终以‘铁肩担道义’为己任，既深耕理论传播，又心系家国命运。尤为重要的是，他在《新青年》推出‘马克思研究专号’，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成为中国最早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他的办刊历程，能让读者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偶然，而是先驱们的理性选择，能深切感受到思想传播的伟大力量。”

邵飘萍的

“新闻良知”

《急先锋》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邵飘萍。路英勇认为，邵飘萍的办报生涯，是“新闻救国”的践行之路，“他从沪杭的一线记者起步，凭借敏锐的新闻嗅觉与坚定的职业操守，成为《申报》北京特派员，最终创办了属于自己的《京报》，被称为当时最具锋芒的报纸。五四运动中，邵飘萍怒斥北洋政府外交无能，完全站在学生一边，支持他们的爱国行动。1920年以后，邵飘萍以《京报》为阵地，抨击反动势力，宣传先进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呼吁社会变革，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和革命斗志，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中国革命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京报》以‘铁肩辣手’为办报理念，曾两度被查封，邵飘萍也被迫流亡日本。但他归国后依然坚守‘新闻良知’。更可贵的是，他在日本期间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先进思想融入新闻报道，让《京报》成为兼具新闻深度与思想高度的舆论阵地。邵飘萍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对先进思想的执着追求，使他真正践行了‘铁肩辣手’的誓言，更用生命诠释了‘红色报人’的责任与担当。”

“办刊、办报实践”

与“生命升华”的

深层关联

路英勇表示，《急先锋》的最大特点或者说是最大价值，是解析了“办刊、办报实践”与“生命升华”的深层关联，“陈独秀、李大钊由创办报刊成为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者，邵飘萍则由一位具有正义感的记者成长为著名的‘红色报人’。这种伟大蜕变的核心催化剂正是他们创办报刊的实践。正是在办刊、办报的实践中，他们实现了‘生命的升华’。”

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和他们创办的报刊，造就了一个觉醒的时代。他们的报刊生涯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篇章，更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熠熠生辉的伟大起点。他们创办的报刊、传播的思想、坚守的精神，依然在影响着今天的我们。路英勇表示，“《急先锋》既是为了记录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还原三位先驱各自独特的办刊办报经历，也是为了提炼不朽的‘急先锋’精神，搭建历史与当下的桥梁。读者翻开这本书，看到的不仅是三位先驱的个人传奇，更是一个民族在思想觉醒中涅槃重生的壮阔历程，而这种历程中蕴含的智慧与力量，必将激励我们在新的时代征程上，继续勇当‘急先锋’，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