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29年的洛阳,你会看到一幕违背物理常识的画面:一个连弓都拉不开的南方书生,带着7000个穿白袍的步兵,正在追着几十万北方铁骑暴打。

很多人还在《三国演义》的坑里出不来,觉得那是战争天花板。

其实在我们这些整天翻烂故纸堆的人看来,紧接着的南北朝,才是一个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魔鬼训练营”。

那个年代,光能打仗是活不下来的,你得是“怪物”。

今天要聊的这五位爷,如果扔回三国,恐怕连关羽、张飞都得吓出一身冷汗。

特别是那个排第一的“草根皇帝”,他的战绩硬到什么程度?

后世所有的军事家提到他,都得起立致敬。

这哥们拿到的剧本比地狱模式还难:他是西魏的话事人,但他东边的死对头高欢,兵力是他的十倍。

真的,不管人口、钱粮还是地盘,西魏全是劣势。

这就好比你开个小卖部,对面是沃尔玛,关键他还天天想吞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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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手里不到一万人,愣是利用地形搞伏击,把高欢二十万大军打崩了。

于是他搞了个“府兵制”,把鲜卑人的部落兵和汉人的豪强武装揉在一起,弄了个利益共同体——关陇集团。

这个集团有多牛?

接下来说排第四的“白袍鬼将”陈庆之。

这人简直就是那个时代的BUG。

在那个看谁拳头大的年代,陈庆之身体差到什么地步?

史书上说他“射不穿札”,意思就是连个靶子都射不透,骑马都晃晃悠悠的。

他本来是梁武帝的书童,直到41岁才真正带兵。

当时北魏家里乱套了,他带着7000白袍军护送元颢回去当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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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听着就是去送人头的任务,结果成了北魏名将们的噩梦。

他在140天里,一口气下了32座城,打了47场仗,全胜。

面对拥兵几十万的那个尔朱荣,别人早就跑了,陈庆之居然敢主动进攻。

他打仗不靠肌肉,靠的是对战场那种近乎妖孽的计算。

当时那句“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真不是吹牛,是北方骑兵被打怕了。

虽然最后输给了洪水和绝对的兵力差,但他证明了一点:在绝对的智商碾压面前,人数有时候就是个没用的数字。

排第三的慕容垂,这人的一生,就是一部“被嫌弃的英雄史”。

作为前燕的皇族,他在枋头之战一举干翻了东晋的大佬桓温,算是救了国家一命。

结果呢?

因为功劳太大,被自己人嫉妒追杀,没办法只能跑到死敌前秦苻坚那边去打工。

苻坚对他那是真好,掏心掏肺的,但慕容垂心里一直惦记着复国。

他在乱世里搞出的骑兵机动战术,看得人眼花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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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辈子亲自指挥的战役,一场没输过。

最惨烈的是晚年,他儿子在参合陂被人打得全军覆没,这位七十岁的老爷子不得不拖着病体亲自上阵。

路过战场看到满地白骨,气得吐血,但就算这样,他在平城之战还是把北魏的那个拓跋珪吓退了。

要不是死神实在等不及把他带走了,北魏想统一北方,估计还得再等几十年。

当你以为进攻最爽的时候,排名第二的韦孝宽会告诉你:防守才是最折磨人的艺术。

玉璧之战,就是他的封神现场。

当时东魏的高欢倾举国之力,带着几十万大军围攻玉璧城。

韦孝宽手里就几千人,但他把守城玩出了花:挖地道、烧攻城车、甚至搞心理战羞辱高欢。

高欢攻了整整六十天,死了七万人,最后急火攻心,回去就病死了。

韦孝宽不仅能守,还是个顶级特工。

北齐有个名将叫斛律光,号称“落雕都督”,韦孝宽知道战场上硬刚不划算,就编了首儿歌散布到北齐,借北齐皇帝的手,把这位国家柱石给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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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晚年提出的《平齐三策》,基本就是北周灭齐的说明书。

这哪是打仗,分明是在玩弄人心。

终于要说第一名了。

在整个南北朝,甚至放眼整个中国历史,能把“气吞万里如虎”演活了的,只有宋武帝刘裕。

他和前面那些贵族不一样,他是真·草根,以前是卖草鞋的,还在赌场混过。

但他一上战场,那种碾压时代的气质就挡不住了。

他对内平定了桓玄之乱,对外在这个骑兵横着走的年代,居然搞出了专门克制骑兵的“却月阵”。

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在黄河边,刘裕用战车围成一个弧形,两头顶着河,车上全是强弩和长矛。

这不就是那个年代的“坦克阵地”吗?

北魏的精锐骑兵冲上来,就像撞上了绞肉机,进也进不去,退也退不回来。

他是南朝最有希望统一全国的帝王,也是从南方打向北方战绩最辉煌的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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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词里那句“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说的就是这位刘寄奴。

他不光能打,更狠的是他终结了东晋门阀政治那套烂摊子,开启了“寒人掌机要”的时代。

其实那个时代狠人太多了,光列这五个都有点心虚。

像北齐的那个斛律光、高欢,北魏的拓跋焘,南朝的檀道济、陈霸先,哪个不是人中龙凤?

特别是檀道济,“唱筹量沙”这招到现在还在用,可惜最后死在了自己人手里。

回头看这段历史,你会发现这五个人有个共同点:他们都在玩“非对称”作战。

在那个乱成一锅粥的年代,老实人早就成枯骨了,只有这些敢打破常规的“疯子”,才配在史书上留下名字。

公元422年,那个气吞万里的刘裕病死在建康,终年59岁,他想统一天下的梦,终究还是断了。

参考资料:

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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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等,《晋书·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

令狐德棻等,《周书》,中华书局,197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