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当新四军的番号终于批下来，各路人马在南方集结点名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吓一跳的数据。
全军一共就一万来人，分了四个支队。
前三个支队那叫一个惨，哪怕把家底都抖搂出来，每个支队也就凑个2000来人，手里的家伙事儿更是参差不齐，有的甚至还在用大刀长矛。
可轮到第四支队亮相，画风突变。
这一支队伍，不用拼凑，直接拉出了近4000人的主力，装备那是相当豪横，长短枪占了全军的快四成，甚至还配备了全军唯一的一个“手枪团”。
这哪里是游击队，简直就是那会儿的特种兵配置。
更离谱的是，这支被称为新四军“富二代”的王牌，竟然是来自一个三年前就被国民党宣称“彻底死绝”的地方——鄂豫皖苏区。
这就像是一个被断网断电、封锁了三年的孤岛，不但没人饿死，反而练出了一身腱子肉。
要把这事儿说明白，咱们得把时间条往回拉一点，回到1934年11月。
那时候的鄂豫皖，说是“地狱副本”都轻了。
主力红25军为了保命，紧跟红四方面军去长征了。
这撤退搞得那是相当仓促，从接到通知到跑路，一共就用了五天。
在这一片兵荒马乱里，有一个倒霉蛋被留了下来。
这人就是后来的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
说他是“临危受命”都算客气了，实际上红25军主力都走远了，当时还在外线的高敬亭才接到通知：主力撤了，省委也撤了，现在你就是老大，你看着办吧。
那一年，高敬亭才27岁。
摆在这个年轻职场人面前的烂摊子，换谁都得崩溃。
要人没人，要枪没枪，只有几股没来得及归队的零星部队和伤病员，满打满算一千来人。
而围在外面的，是国民党调来的十几万大军，把鄂豫皖围得像个铁桶。
这时候，高敬亭展现出了惊人的逆商。
他在太湖县凉亭坳开了个会，这一招直接决定了红28军能不能活下来。
他没有搞什么人海战术，而是走了个“精英路线”。
红25军虽然人走了，但把魂留下了——也就是军官。
原来的师级干部，有5位因为各种原因没走成。
高敬亭没搞山头主义，直接让这些打惯了大仗的师级干部去带连排级的队伍。
这就好比让大学教授去教幼儿园，那是降维打击。
所以红28军虽然初期只有1300多人，但指挥层级极高，战斗素养那是正规军级别的。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们能屡次以少胜多，把游击战打出了正规战的气势。
但这还不是最绝的。
在跟中央彻底失联、两眼一抹黑的这三年里，高敬亭搞出了一种让国民党头皮发麻的战术——便衣队。
他把部队化整为零，搞了100多支便衣队。
这些人穿着老百姓的衣服，甚至混进国统区内部，搞情报、搞暗杀、搞筹款。
国民党的正规军有力没处使，就像大炮打蚊子，完全找不着北。
这种打法，说白了就是把军队融化在水里，想抓都抓不住，但水一旦结冰，又能砸死人。
到了1936年，蒋介石急眼了，把“剿共专家”卫立煌派了过来。
这老卫可是个狠人，当年金家寨县都被改名叫“立煌县”，你就知道他多受宠了。
卫立煌一上来就搞碉堡战术，搞保甲连坐，那是真要把红军往死里困。
那段日子是鄂豫皖最难熬的时候，红28军为了纯洁队伍，甚至不得不搞内部清洗，虽说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但也确实伤了元气。
转机出现在1937年。
那时候西安事变都结束了，国共都开始谈合作了，可躲在深山老林里的高敬亭压根不知道。
蒋介石那边更是鸡贼，想趁着这会儿信息不对称，搞个“北和南剿”，让卫立煌把这支孤军彻底吃掉。
就在卫立煌发起最后那次疯狂的“三个月清剿”时，鄂豫皖红军的二把手何耀榜，凭借着老红军的嗅觉，觉得外面风向不对。
他派了个交通员，那真是一路九死一生，终于摸到了西安红军办事处。
当这个交通员见到王稼祥，带回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消息时，整个鄂豫皖苏区都要炸了。
有了中央的尚方宝剑，高敬亭立马派人跟卫立煌谈判。
这时候卫立煌也不想打这种窝囊仗了，一心想去抗日前线，两边一拍即合。
等到1937年秋天，分散在各地的红军武装在七里坪集结的时候，连中央派来的代表都看傻了眼。
红28军主力1000多人，加上各地的游击师、特务队、便衣队，总兵力居然超过了2000人，而且个个都是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精锐。
这还不算完。
第四支队之所以能搞到近4000人，还得提一个人——周骏鸣。
这哥们也是个狠人，本来是宁都起义的老红军，后来自己跑回老家鄂豫边区搞游击，硬是白手起家拉起了一支1000多人的队伍。
当周骏鸣带着人马和装备，并入高敬亭的麾下，再加上整编期间扩招的新兵，第四支队直接起飞，成了新四军里不折不扣的大哥大。
就这样，那个27岁被扔在孤岛上的高敬亭，在失联三年后，不但没把家底败光，反而连本带利地上交了一支铁军。
这一年，高敬亭30岁，手握重兵，意气风发，是新四军最年轻的支队司令员，怎么看都是前途无量。
可是谁能想到呢，仅仅过了两年。
这把在孤岛上磨出来的利剑，最终没有折在敌人的战场上，却断在了自己人的风波里。
1939年6月24日，高敬亭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终年32岁。
直到近40年后的1977年，这起冤案才被彻底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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