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秋天，新疆塔孜洪乡的一间土屋外，天气已经开始转凉。
屋里刚刚开完一个贫困雇农座谈会，气氛还挺热烈。
几十位农民围坐一圈，说得最多的就是“终于不怕地主了”“这回是真正过上人的日子了”。
主持会议的是一位中年干部，叫牛其益，解放前跟着西北野战军一路打进新疆，算是老资格了。
可就在他准备收拾资料离开的时候，一个上了年纪的维吾尔族老人悄悄地拉住了他的袖口，低声说：“我有事要说。”
牛其益停下脚步。
老人脸上有些犹豫，最后还是开口了：“共产党好，解放军也好，就是……有个排长，来了我们家，对我不客气。”
这话一出，牛其益当场愣住了。
那时候，部队对群众纪律抓得特别紧，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得查到底。
他赶紧问清楚细节。
老人说，那个排长来家里做客，他特地准备了一些哈密瓜和干果，可人家连碰都没碰。
“说什么‘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可我请他是尊敬他，他不吃，我就觉得他看不起我。
等他走了，我就气得自己打了自己一巴掌。”
牛其益听到这里，心里一下就明白了。
新疆的风俗跟内地确实不一样。
当地人请客，是最基本的礼数，尤其是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拿出最好的水果、最香的茶，是表达善意的方式。
你不吃，他就觉得你不领情，甚至当成是一种羞辱。
而那位排长是谁呢？老人说他只记得一个特征：“只有一只胳膊。”
牛其益心里已经有数了。
部队里符合这个特征的，只有一人——左齐，曾经的西北野战军359旅干部，后来成为新疆军区的骨干力量。
他的右臂是在1938年和日军作战时被炮弹炸断的，伤势严重，是白求恩亲自给他做的截肢手术。
从那以后，他就一直是一位独臂军人。
左齐的性格，牛其益太清楚了。
规矩得很，事事讲原则。
部队有纪律，群众的东西不能碰，他执行得比谁都严格。
但这次的事，显然不是简单的“守纪律”就能解释的。
第二天，牛其益亲自把这事报告了上级，左齐知道以后，第一反应就是自责。
“是我不懂这里的风俗，是我不对。
我这就去道歉。”
那时候，左齐已经是正团级干部，亲自登门给一个普通百姓赔礼道歉，在当时不是件小事。
但他没迟疑，真的去了。
他穿着旧军装，右袖空荡荡地垂着，走进那个维吾尔老人的家门，坐在土炕边，一口一个“对不起”，语气没半点官架子。
他解释说，自己不是不尊重，而是怕群众误会部队贪图便宜。
可他不知道，在这里，吃一块瓜，就是认了这份情。
老人听完，眼圈都红了。
他一边说“我误会你了”，一边紧紧握着左齐那只左手，说：“你是个好人，是我们信得过的人。”
这事儿后来在当地传开了。
大家不再把“解放军不吃群众东西”当成冷冰冰的规定，而是开始理解，这些人确实是为老百姓着想，也愿意学着听、学着改。
左齐在新疆工作了整整20年，不光做过军区的政委，还带队搞减租退地、组织生产合作社、修水渠、办学校。
他说得一口蹩脚但努力的维语，冬天和牧民一起过毡房，夏天下地干活晒得和当地人一个色。
他那个最让人记得的“独臂”，反倒成了军民之间的亲切代号。
很多人不记得他的名字，只知道“那个只有一只胳膊的军官”。
说起来，他原本根本不用来新疆。
1949年部队进驻西北，中央安排一些伤残干部留在西安、兰州等后方城市。
左齐也在名单上。
但他坚持要跟着部队走。
他说：“我就算只剩一只手，也得把这片地方稳定下来。”
新疆的冬天特别冷，风一吹就是刺骨的。
部队翻过祁连山那段，有人脚上冻得全是血泡，有人掉了队就再也没回来。
左齐靠着一只胳膊，也坚持走完全程。
他的女儿左玲后来回忆，说父亲生活上几乎什么都能自理。
穿衣服、写字、点烟，动作熟练得让人看不出他是个残疾人。
甚至还能用毛笔写一手好字。
部队生活艰苦，但左齐从不特殊。
他跟战士们一样睡地铺，吃黑面馍。
他说：“我多吃一口，就是别人少吃一口。”
可他并不是个刻板的人。
那次道歉之后，他开始要求干部必须了解各民族的风俗习惯。
还亲自组织翻译小组，把一些基本政策和法律用维语、哈语写出来，贴在村口和清真寺旁边的墙上。
后来有人问他：“你一个残疾人，干嘛还这么拼？”
他只说了一句：“我是一名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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