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1月，北京西山蒙着薄雾，战犯管理所里一份加盖红章的通知让几十位昔日的风云人物议论纷纷：中央批准组织“特赦人员社会考察团”，沿陕甘晋一线考察新中国建设。名单里，沈醉赫然在列。
沈醉当晚几乎没合眼。这个名字，在抗战与内战的暗流中意味着特务、审讯、密探；如今却要以“特殊参观者”身份重回西北。他脑子里蹦出一个画面：十七年前自己坐着小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胡宗南令他“找出毛泽东位置”，结果只看到一片废弃的弹坑。情境翻转令人唏嘘。
出发前的动员会上，主管部门一句“希望大家看到真实的人民生活”刺痛了不少耳朵。杜聿明轻轻推了推厚框眼镜，“沈先生，这回咱们算是真正到家乡了。”沈醉点头，却没回应。路上的颠簸、车窗外起伏的黄土，像旧档案里的胶片，一格格倒放。
延安一下车，导游直接领去杨家岭旧址。窑洞门口，雨水缓缓往下滴，屋里陈设简单到让沈醉怀疑自己站错了地方：一张土炕、一盏马灯，墙角还有半截锄头。导游说，“毛主席当年就在这块坡地种菜。”有人小声嘟囔，沈醉却默默记下——当年重庆茶楼里那些“延安奢华论”确实是谣言。
参观行程紧凑。走到革命烈士纪念堂，石碑上“叶挺”两个字让沈醉脚步停住。身旁参观者并不知，碑下的人曾与他在军统看守所相对“谈心”。那是1941年，叶挺被秘密押到重庆，沈醉奉戴笠之令，多次探监套话。
看守所里光线昏暗，叶挺仍坚持冷水浴、早操。沈醉带去的香烟、罐头屡屡被拒，只得到一句客气“多谢，不需要”。一次闲谈，沈醉故意闲聊：“叶将军，出去后打算先办什么？”叶挺没有迟疑：“请求党恢复我的党籍。”短短十三个字，如寒风穿堂。沈醉当时强笑着敷衍“很好很好”，心中却像被针扎。晚上回局里做口头报告，戴笠沉默良久，只丢下一句：“共产党人可怕，就在这种地方。”
那句评语多年后依旧在沈醉耳边回响。延安烈士碑前，他突然理解“可怕”的真正含义：信念。不是简单的政治口号，而是贯穿日常生活的坚定。不得不说，这样的认识换在1947年，他是断然不会接受的。
考察团继续北上，途经米脂时，老乡送来热腾腾的荞面饸饹，还用陕西话拉着杜聿明拉家常。沈醉旁观，心里五味杂陈。他回忆出狱那天，自己也被老乡拉去吃臊子面，“过去的事咱就不说了，以后好好生活。”一句朴素的宽容，比任何政治课更有力量。
雨水阻断了去延川的公路，临时换乘小飞机返西安。机舱窄小，沈醉与溥仪肩并肩坐着。溥仪怕颠簸，两手紧抓扶手，喃喃道：“真想不到我能这样低空再看长安。”落地后去华清池，溥仪脚下一滑，一屁股坐进水里，把众人逗笑。气氛短暂轻松，可沈醉脑中仍旧盘旋“叶挺”的回答。
走进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斑驳门匾下还残存早年弹痕。导览员说，抗战时期这里每晚灯火通明，但处处潜伏特务。沈醉心里明白，那三十多名“潜伏者”正是他当年一手布置。屋内墙上挂着宣侠父照片，黑白影像比人声更刺耳。沈醉无法抬头，沉沉一句：“对不起。”旁人未必听见。
洛阳、郑州一路看下来，铁路、工厂、学校拔地而起。有人感叹“新中国速度”，有人默默无语。沈醉关注的是人们面对昔日敌人的态度：警惕却不过分敌视，监督但依规处理。想到自己有机会坐在汽车后排而非站在被告席上，他清楚源头在何处。
一个多月考察结束，北京战犯管理所邀请沈醉、杜聿明、宋希濂作报告。台下坐着张严佛、周养浩等旧同僚。有人小声问：“外面变化真那么大？”沈醉答得简短：“比想的还大。”会后，他悄悄塞给张严佛一本印着“农业学大寨”的小册子，“多看看，有用。”张严佛接过，沉默。
汽车驶出管理所，夜色压来。路灯下，冬风猎猎。杜聿明打趣：“沈先生，这趟算是补上历史课吧？”沈醉摇头：“不，是补上信念课。”他没再说话。车窗玻璃上映出自己的脸，恍惚又回到那间阴冷的看守所——叶挺坦然、干脆，却气贯长空的回答仿佛再次回荡。
多年后回顾，这趟行程的意义并不在于看了多少窑洞、多少工厂，而在于沈醉终于承认：对手之所以不可战胜，不靠枪械，而靠信仰。叶挺当年的十三字，像一道分水岭，将他从旧日暗影推向新的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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