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一个人的命，不是栽在自己干过多少坏事上，而是悬在一件他知道却不能说的秘密上。
对军统前头面人物沈醉来说，1967年那个冬天，决定他生死的，就是三根“熊猫”牌香烟。
那年，沈醉刚从特赦的身份，又被扔回了秦城监狱。
里外里折腾了半个多月，一直没人搭理他，直到这天下午，他被带进了一间小审讯室。
屋里烟味呛人，桌子后头坐着三个人，一身军装，面无表情。
领头的那个，头发花白，眼神像鹰，一看就不是一般角色。
没啰嗦，核对完姓名，那人手指一弹，一根烟飞了过来。
沈醉下意识接住，摊开手心一看，整个人一激灵——是“熊猫”。
这玩意儿在六十年代可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
普通老百姓别说抽，见都难得见着。
这烟，是身份的象征，是权力的通行证。
沈醉在刀口上舔血、在人精里打滚混了大半辈子，脑子转得比一般人快。
他立马就明白了，今天这阵仗不小，对面这几位的来头，深不见底。
这根烟，比任何开场白都更有分量。
“你在上海当差那会儿，认识一个叫崔万秋的记者吧？
来往多不多？”
领头的人开口了，声音不响，但字字都往沈醉的心里砸。
崔万秋。
这个名字沈醉当然记得。
五年前，也就是1962年，他发表过一篇叫《我所知道的戴笠》的文章，里面提了一句，说这个崔万秋是军统上海站的“直属通讯员”。
这可不是普通的外围眼线，是直接听命于上头的核心人员。
那时候沈醉是上海区情报组的头儿，每个月都得亲自给崔万秋送活动经费，再从他那儿拿回情报。
这些事，他自己都写出来了，没什么好藏的。
于是沈醉捡着能说的，把跟崔万秋的工作关系交代了一遍。
他说话的时候格外留神，每个字都掂量着，尽量把范围框死在自己已经公开的那些事儿里。
烟雾从他嘴里吐出来，把对面几个人的脸都弄得模模糊糊，可他心里的警报声，却越来越响。
他一说完，第二根“熊猫”又扔了过来。
烟还是那个烟，但问题变得扎手了。
“你去崔万秋家送钱，有没有见过什么不寻常的人？
仔细想想，有没有女的去过他家？
叫什么名字？”
这话一出，沈醉脑子里“嗡”的一声。
一个早就被他埋在记忆深处的人影，一下子跳了出来。
那是个女演员，四十年代在上海滩挺有名气。
他去崔万秋家那几次，确实老能碰见她。
有时候是坐着聊天，有时候还站起来给他倒杯茶。
崔万秋当时是一家报纸副刊的主编，没少写文章捧她，明眼人都看得出两人关系不一般。
可这些话，到了沈醉嘴边，就像被胶水粘住了一样，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他低下头，猛嘬了一口烟，烟头烧得滋滋作响，他的脑子也在飞速地转。
不对劲，太不对劲了。
他那篇文章发表都五年了，为什么偏偏在1967年这个节骨眼上，有人要来刨根问底，深挖一个女演员和军统特务几十年前的陈年烂谷子？
沈醉的直觉告诉他，这不是在查历史旧案，这是在挖一个要命的坑，就等他往里跳。
在那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头，沾上“国民党特务”这几个字，甭管你现在地位多高，都得脱层皮。
要是他说出那个女演员的名字，就等于亲手递上了一份能把人置于死地的黑材料。
而他沈醉，就从一个历史罪人，变成了一个关键证人。
一旦作证完毕，他的利用价值也就到头了。
到时候，是死是活，可就由不得他了。
灭口，是大概率的事。
他后来自己都说：“我当时就想，这时候来问我她和崔万-秋的关系，对我肯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他选择了装傻，一口接一口地抽烟，用烟雾来掩盖自己心里的翻江倒海。
审讯室里的空气凝固了。
领头的那人盯着沈醉看了半天，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思。
他没发火，反而把第三根“熊猫”也丢了过来，同时抛出了一个天大的诱惑。
“想不起来吗？
沈醉，你好好想想。
我们把你弄到这里来，不是要整你，实际上是在保护你！
你只要能想起来，当年跟崔万秋来往的那些人里，有谁现在是当领导的，你把名字说出来，对你有天大的好处。
这可是关系到你后半辈子的幸福，怎么能不好好想想呢？”
“保护措施”、“天大的好处”、“后半辈子的幸福”，这些词一个比一个诱人，像是往平静的湖里扔了一块块大石头。
对方的意思很明白：只要你开口，不仅能从这鬼地方出去，还能得到想象不到的好待遇。
这是最后的通牒，也是最甜的毒药。
沈醉默默地抽完了第三根烟，烟蒂在他手指间慢慢熄灭，他心里的主意也定了。
他抬起头，眼神里带着一种近乎执拗的平静，一字一句地说：
“报告首长，实在想不起来了！
看来我这个人没这个福气，享受不了这么好的照顾，错过这个好机会，真是太可惜了。”
为了让对方彻底断了念想，他干脆把话说绝了，甚至发了个毒誓：“我愿意写个保证，将来任何时候，要是查出来我今天说了假话，隐瞒了事实，枪毙我，我绝不后悔！”
他当然知道自己在说谎，但他也比谁都清楚，说出真话，马上就得死；守住这个谎言，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他是在赌，赌自己这颗棋子，对下棋的人来说，是死棋更有用，还是废棋更有用。
后来的审问，果然没了“熊猫”烟，也没了客气话。
对方看他软的不吃，也来了硬的，甚至动了手。
但沈醉就像一块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咬死了就是一句话：“不知道，想不起来。”
那么，到底是谁在背后设了这个局？
沈醉自己后来猜测，可能是那位女演员地位高了，派人来摸他的底，想把这段不光彩的过去彻底抹掉。
但这个说法，仔细琢磨一下，站不住脚。
真要是想封口，对付一个关在监狱里、毫无反抗能力的犯人，直接让他“病死”或者“意外身亡”，比搞这么一出正式的审讯，留下白纸黑字的记录要干净得多。
更说得通的解释是，想让他开口的，根本不是那位女演员本人，而是她的对头。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从历史问题入手，是扳倒一个政治对手最快、最有效的法子。
审沈醉，目的不是让他“闭嘴”，而是要他“开口”，要从他这个前军统高级特务嘴里，拿到一份足以当成重磅炮弹的“铁证”。
只要沈醉点了头，说了那个名字，他的证词马上就会被送到上面，成为压垮那位前女演员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他沈醉，作为制造这发炮弹的人，不管最后结果如何，他这件“工具”都难逃被销毁的下场。
他把这一点看得透透的。
在这场他连边都沾不上的神仙打架里，想活命，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变成一个没用的人，一个没有记忆、提供不了任何价值的废物。
沈醉在秦城又多待了五年。
这期间，确实有人递过条子，想要他的命，但总有人以“这个人留着还有用，可以写材料”为由把他保了下来。
直到1971年那件大事发生，风向变了。
1972年，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了他的案子。
不久后，沈醉走出了秦城监狱，并且活到了亲笔写下这段经历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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