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9日深夜，北京城的灯光在秋风里闪烁。十一点刚过，中信胡同里忽然亮起一盏台灯——电话铃声把熊向晖从文件堆旁拽起。短促的几句寒暄后，听筒那端的叶选基压低声音道：“好消息，舅父已经准备行动。”熊向晖放下电话，推开卧室门，只留一句话：“把叶帅那五瓶茅台取出来。”玻璃瓶撞击木盘的清脆声，在夜色里显得格外昂扬。
茅台的故事得从七年前说起。1969年春，中苏边境硝烟未散，中央特意把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元帅请到一起研判国际局势。周恩来担心老帅们体力吃不消，挑中了擅长英语与法语的熊向晖担任助手。每到周六，国务院小会议室灯火通明，老帅们围桌而坐，熊向晖负责记录、翻译、整理，一份《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便在讨论声里成型。这份材料提出美苏矛盾可被中国利用的思路，终成打破僵局的钥匙。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举世哗然，叶剑英对熊向晖的敏锐印象深刻。几个月后，熊向晖赴墨西哥出任首任大使。临行前，叶剑英托人带来五瓶茅台，还附了便条：“异国若思乡，可对酒念曹操‘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熊向晖把酒和字条一同封进厚木箱，视作珍宝。
时间很快走到1974年6月。周恩来已因病住进305医院。那天中午，熊向晖去西城区看望叶剑英，两人在书房饮茶。叶剑英摇扇低声叹道：“总理确实累了。”随后他又将《空城计》的胶片挂上放映机，自嘲一句：“这还是向主席借的光。”放映机吱呀作响，两人相视而笑，却都明白北京空气里弥漫的紧张与悲凉。
1976年1月8日，总理病逝。礼堂里哀乐低回，叶剑英强忍悲痛。有意思的是，2月2日中央突然宣布“叶帅生病，由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熊向晖赶去探望，叶剑英挺直腰板迎客：“报告主席，我还能干。”午宴间，两人举杯，叶剑英轻声提醒：“有些事需要静观其变。”熊向晖心领神会。
真正的变局降临在10月。粉碎“四人帮”迫在眉睫，叶剑英联络多方，悄然部署。于是便有了那通电话——叶选基一句“准备行动”，让熊向晖瞬间明白大局已定。茅台出柜并非单纯庆祝，而是一种暗示：多年信任，今日兑现。杯中酒色泛着微红，他一口干下，仿佛喝掉多年压抑。
消息次日传遍京城，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值得一提的是，熊向晖并未在外显摆，他只做了一件事——把剩下的四瓶重新封箱，贴上新的封条，写下日期。这是他个人的时间标尺，也是外交谍报生涯的隐秘注脚。
转眼到1982年夏末，熊向晖递交退休申请，理由是“整理回忆，编写材料”。不料10月，荣毅仁来电：“中央已决定，请您出任中信党组书记。”原来是叶剑英与聂荣臻联合推荐，称“此人懂国际，又懂内情”。熊向晖略作思考，答复只有一句：“服从安排。”
初到中信便撞上机构精简风口，公司却从60人膨胀到206人。数据摆在那儿，熊向晖干脆向国务院请示扩编至五百人。有人担心过线，他修改为四百，一封报告直达国办。评价会上，他只淡淡一句：“职能决定规模。”申请随即获批，众人啧啧称奇。
九个月后，他再提离休。荣毅仁急了，写信到国务院：“向晖同志刚稳定队伍，岂可放他走？”许多员工也跑来劝。他终究留了下来，1985年卸下书记，但继续担任副董事长，直至1989年正式离岗。
那一年，熊家书柜里依旧静躺着四瓶茅台。瓶口的封条未动，外包装略褪色。客人问起，他常摆摆手：“留着有用。”至此，茅台成了时代符号——它见证了战火纷飞后的外交突围，也映照出政治风云中的人情冷暖。岁月流转，酒香依旧，而几位老帅的胆识与胸襟，已深入一代人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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