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6日上午，陈毅市长在电话里只扔出了七个字：“先抓起来再说！”
这话一出，旁边的人心跳都漏了一拍。
要知道，这次要抓的可不是街边的小混混，而是美国驻沪总领事馆的副领事威廉姆·欧立夫。
在那个节骨眼上，新旧政权刚交替，满大街都是特务和等着看笑话的旧势力，动一个美国外交官，简直就是在堆满炸药的仓库里划着了一根火柴。
这根火柴划下去，会不会引来美国人的军舰？
会不会招来西方的全面封锁？
这事儿谁心里都没底。
但陈毅这脾气上来，那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
对于这位刚进城的“新市长”来说，这不仅仅是个治安问题，更是在向所有人——包括那些还没死心的洋人和买办——摊牌：在上海滩这块地界上，到底谁说了算。
把时间倒回去几个小时。
那天正好是“七七”抗战纪念日，上海刚解放没多久，为了庆祝，组织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军民大游行。
以前的上海，那是“十里洋场”，洋人横着走，老百姓只能溜墙根。
但这回不一样，这路是给中国人自己走的。
本来挺喜庆的事儿，结果游行队伍走到南京西路的时候，出乱子了。
一辆深绿色的美式吉普车，跟疯了一样，无视警戒线，一脚油门就往人群里冲。
开车的正是那个欧立夫。
这老兄估计是嚣张惯了，看着解放军哨兵拦车，不但不踩刹车，还在那狂按喇叭。
更有意思的是，他摇下车窗，嘴里叼着烟，用英语大喊大叫，意思大概就是：“老子有外交豁免权，你们这帮人管不着！”
在他那个被旧社会惯坏了的脑子里，上海的红绿灯那是给中国人设的，洋人的车轮子下永远是绿灯。
哪怕到了一九四九年，他依然觉得只要掏出一本美国护照，中国的大兵就得像以前的巡捕房巡警一样，给他敬礼放行。
但他显然忘了，站在他对面的，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解放军，这帮人连蒋介石的几百万大军都给收拾了，还能怕你一辆破吉普？
当时那场面，简直就是两个时代的对撞。
一边是全副武装、刚接管城市的胜利者，一边是孤身一人、却还活在旧梦里的洋大人。
这根本不是什么交通违章，这就是在试探底线。
说实话，要是放在几个月前，或者早几年，洋人这招肯定好使。
那时候洋人杀了人都能拍拍屁股走人，何况是闯个红灯。
但陈毅心里跟明镜似的，现在的上海是个烂摊子，米价一天变三个样，煤炭库存只够烧个把星期，特务还在暗地里搞破坏。
要是连个在大街上撒野的外国人都治不了，这“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就成了一句笑话吗？
陈毅的命令下得那叫一个干脆，根本没给美国领事馆留什么“外交扯皮”的时间。
公安战士二话不说，连人带车直接扣下，押到了南京路分局。
到了局子里，这个欧立夫还在那是劲儿。
他把办公室的凳子给砸了，还想动手打公安人员，嘴里嚷嚷着“你们会后悔的”、“我要叫海军陆战队来”。
结果呢？
他没等来美国的军舰，等来的是一张拘留令。
这事儿在当时的上海滩，轰动程度不亚于扔了一颗炸弹。
从一八四二年开始，上海就有个所谓的“治外法权”，洋人犯法，中国衙门只能干瞪眼。
这次倒好，新政府不仅管了，还管得特别硬气。
下午三点，处理结果直接通报全世界：拘留三天，赔偿损失，必须书面道歉。
这一手牌打得太绝了。
首先，是你欧立夫违反交通规则、暴力抗法在先，美国人想拿军事干涉说事儿都站不住脚；这威立得实实在在——不管你是哪国领事，到了中国地界，就得守中国的规矩。
更有意思的是后续反应。
原本大家以为美国人会暴跳如雷，甚至派兵施压。
结果呢？
看到新政府这么铁板一块，美国驻沪总领事馆居然“哑火”了。
没有什么最后通牒，也没有炮舰示威，最后只能乖乖派人来递交照会，语气软得不行，就求着赶紧放人。
三天后，那个在街头不可一世的欧立夫，老老实实地在道歉书上签了字。
当他灰溜溜走出拘留所的时候，整个上海商界那帮观望的大佬算是彻底看懂了：那个“洋人优先”的时代，是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这起“欧立夫事件”，虽然在历史上也就占那么几行字，但分量极重。
它和解放军进城时“露宿街头不入民宅”一样，成了新上海的两根定海神针：对外，主权一步不让；对内，纪律比铁还硬。
处理完这事儿，陈毅甚至都没多庆祝一下，转头就去研究怎么运煤、怎么让工厂复工了。
对于他来说，抓个美国人只是手段，让几百万上海工人有饭吃、让工厂烟囱冒烟，那才是真正的战场。
他后来跟荣毅仁那帮资本家交底的时候说：“机器一响，工人就有饭吃。”
这话比什么口号都管用。
而收拾欧立夫这事儿，恰恰给这些资本家吃了一颗定心丸：新政府腰杆子硬，能镇得住场子。
现在回过头看这段历史，还是觉的提气。
那个清晨的南京路，年轻的战士抱着枪睡在湿水泥地上，而在不远处，新市长用最强硬的态度，终结了这一百多年的窝囊气。
这两幅画面凑在一起，才算是把一九四九年的那个夏天讲透了。
欧立夫签完字离开的那一刻，那个旧上海，也就跟着他那辆吉普车的尾气，彻底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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