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14日，上海的几大报纸头版突然刊登了一条爆炸性新闻。
没什么铺垫，直接就是一张布告，上面那个刺眼的红圈里，写着一个名字：欧震。
罪名很长，但老百姓只记住了两个点：贪污了四块银元，霸占了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
第二天，也就是8月15日，枪声响了。
这事儿要是放在今天，估计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
四块银元是个什么概念？
按当时的物价，也就够买几袋面粉。
为了这点钱，加上一个作风问题，就把一个刚进城的功臣给毙了？
但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不仅毙了，而且是在判决书上亲自加批的一行字。
这声枪响，其实就是新政权给上海滩立的第一块规矩。
用现在的话说，这是陈毅在跟还没死心的旧势力摊牌：别拿以前那套来衡量共产党，这回是真的不一样。
要把这事儿说清楚，还得把时间往回倒两个月。
1949年5月，解放军进驻上海。
那是怎样一个场面？
这边的战士为了不扰民，抱着枪睡在马路上；那边的霓虹灯下，潜伏的特务、投机的商人和等着看笑话的西方记者，都在暗处盯着。
当时西方媒体有个著名的预言，说共产党这帮“泥腿子”进上海，就像红军进瓷器店，待不了三个月就得烂掉。
毕竟上海是个大染缸，十里洋场，纸醉金迷，谁能顶得住？
欧震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城的。
这小伙子才25岁，江苏人，出身挺苦，淮海战役的时候被俘虏过来，后来在部队里表现不错，一路干到了榆林分局的军代表。
这可是个实权派的位置。
刚进城那会儿，欧震也是想好好干的，但上海这地方，诱惑实在太多了。
6月8号，欧震接了个任务，去查抄国民党空军电台台长毕晓辉的家。
毕晓辉早跑台湾去了，家里就留了个叫朱氏的二姨太看房子。
坏就坏在这个朱氏身上。
欧震一进那个装修豪华的小洋楼，眼睛就有点不够用了。
再一看那个风韵犹存、一脸惊恐的姨太太，这小伙子的心里防线瞬间就崩了。
白天查抄的时候，他还装得一本正经，到了晚上，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那种权力的快感，夹杂着对大城市奢华生活的向往，让他彻底迷失了。
他产生了一种很危险的错觉：老子提着脑袋打下来的江山，享受一点怎么了？
这不就是古代版的“打土豪分田地”吗？
只不过这次分到的是女人。
当天半夜，欧震换了身衣服，又去敲毕家的门。
这一次，他不是来执法的，是来“收租”的。
他吓唬那个女人，说还有问题没交代清楚，搞不好要坐牢。
那个在旧社会混过来的朱氏多精明啊，一眼就看穿了这小伙子想要什么。
于是，四块银元塞进了欧震的口袋。
半推半就之间，欧震就在毕家住下了。
后来的日子，欧震简直过成了神仙。
他在外面租了房子，把朱氏当外室养了起来，没事就去过过“老爷”的瘾。
为了养女人，他开始利用职权搞钱，恐吓、敲诈，短短十几天，他就从一个解放军战士，迅速滑向了他曾经最痛恨的那种旧官僚。
欧震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
他甚至觉得，现在局里大家都忙着抓特务、搞治安，谁有空管他这点破事？
但他忘了一点，这时候的共产党，眼睛里是容不得沙子的。
最先发现不对劲的，是他身边的战友。
大家平时都抽几分钱的劣质烟，怎么欧震最近突然抽起好烟了？
口袋里还老是有银元碰撞的声响。
更离谱的是，这小子经常夜不归宿，问他就支支吾吾说去查案。
榆林分局的局长刘永祥觉得不对劲，立刻让人暗中调查。
这一查，把局长吓得后背发凉。
好家伙，不仅贪污受贿，还搞起了金屋藏娇这一套。
这要是传出去，上海市民会怎么看？
“原来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也是来抢钱抢女人的？”
证据确凿，欧震被抓了。
刚开始他还想狡辩，说那是自由恋爱，说钱是家里寄来的。
等到朱氏被带到局里，竹筒倒豆子全交代了，欧震才瘫在地上，像一摊烂泥。
案子报上去，整个上海公安局都震动了。
局长李士英气得拍桌子，这个欧震还是他的老部下。
按照当时的法律，贪污这点钱，加上生活作风问题，判个十年八年也就顶天了，罪不至死。
局里有了分歧。
有人说，他是淮海战役过来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教育一下算了；也有人说，杀了他是不是太重了，毕竟才四块银元。
这报告最后就摆到了陈毅市长的办公桌上。
那几天的上海，其实挺乱的。
物价飞涨，投机商在搞破坏，特务在搞暗杀。
老百姓虽然看着解放军睡马路挺感动，但心里还是犯嘀咕：这帮人能管好上海吗？
会不会过几天也变成贪官？
陈毅看着案卷，半天没说话。
他太清楚这个案子的分量了。
这不是杀不杀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在争夺民心。
如果对欧震网开一面，那么之前建立起来的所谓“纪律严明”，瞬间就会变成一句笑话。
“不能留。”
陈毅把烟头掐灭，对身边的人说。
他提起笔，在判决书上重重地写了四个字：“同意枪毙。”
这四个字一下去，欧震的命就没了，但上海的民心算是稳住了。
行刑那天，围观的群众把街道堵得水泄不通。
说实话，很多人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来的。
他们见多了国民党的“雷声大雨点小”，贪了几万金条的大老虎都没事，共产党真会为了四块银元杀自己人？
直到一声枪响，欧震倒在血泊里。
人群安静了几秒钟，然后炸开了锅。
一个在上海待了几十年的老先生，看着刑场方向，在那哆哆嗦嗦地感叹：“不一样，这次是真的不一样了。”
欧震这一死，带来的震慑力是巨大的。
紧接着，李士英局长借着这股劲儿，对上海警队来了个大清洗。
那段时间，谁要是敢手脚不干净，不管是留用的旧警察还是进城的新干部，一律从严处理。
你看，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
欧震以为他拿走的只是几块钱和一个女人，其实他是在挖新政权的墙角。
在那个特殊的节点，他用自己的一条命，给全上海的干部上了一堂最贵的党课。
后来那个朱氏怎么样了，没人知道。
但那四块银元的故事，在上海滩传了很久。
其实回过头来看，1949年的上海就是一场巨大的赌局。
共产党手里除了严明的纪律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其实没什么筹码。
那些资本家、知识分子、普通市民，都在看，看这支队伍能不能守得住底线。
陈毅赢了。
他用一声枪响，告诉了所有人答案。
那年夏天过后，荣毅仁这些大资本家没走，他们觉得这帮人靠谱；上海的治安也奇迹般地好转了，连小偷都少了很多。
直到今天，我们在档案里看到“欧震”这个名字，除了一声叹息，更多的是一种警醒。
那个倒在刑场上的年轻人，如果不进上海，也许会是个好农民，或者是个好战士。
但在那个巨大的染缸面前，他没守住。
而历史，从来不会给失守的人第二次机会。
参考资料：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治安与反贪污斗争》，档案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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