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李德，许多人脑子里蹦出来的大多是“瞎指挥”、“洋教条”这几个词儿。
他那个“短促突击”，把红军拖进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泥潭，这笔账，历史上记得清清楚楚。
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德国人，离开中国时，身后留下的不只是一段失败的军事指挥史，还有两位中国妻子和一个儿子。
这三个人，在他走后，活出了三条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天差地别的人生路。
故事得从1939年延安那个尘土飞扬的机场说起。
那一天，气氛紧张得能拧出水来。
周恩来骑马摔断了胳膊，伤势严重，中央决定派专机火速送他去莫斯科治疗。
飞机是苏联来的，座位有限，任务十万火急。
就在这节骨眼上，人群里挤出一个高大的欧洲人，他就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
他一路小跑，冲到毛泽东和张闻天跟前，指着不远处一个眼眶通红的年轻女子，用半生不熟的中文急吼吼地喊：“主席，让我带丽莲走吧！
她是我老婆！”
他喊的“丽莲”，就是李丽莲，当时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可是个名人，刚和李德结婚没多久。
现场一下子安静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了过来。
张闻天走过去，拍了拍李德的肩膀，压低声音跟他解释：“老李，这事儿太突然了，丽莲的出国手续根本来不及办。
这是纪律，也是为了保证任务万无一失。”
李德还想说什么，可眼看周恩来已经被抬上了飞机，他知道再争也没用了。
他只能冲回李丽莲身边，攥着她的手，嘴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等我回来，我一定回来。”
飞机起飞了，卷起的黄土迷了所有人的眼。
李德没想到，这句“等我回来”，成了他留在这片土地上最后的声音。
他这一走，就再也没能回来。
而他留下的这两段缘分和唯一的血脉，却像被命运之手拨弄的琴弦，各自弹奏出了完全不同的乐章。
要说清楚这事儿，咱们得把时间往前倒几年。
1933年，李德从欧洲千里迢迢来到中央苏区，那会儿他可是个香饽饽。
当时党内，博古他们正推崇从苏联学来的那套，李德顶着“伏龙芝军事学院高材生”的光环，被当成了掌握着先进军事秘诀的“洋钦差”，直接拿到了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可这位老兄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两眼一抹黑，他把苏联红军对付机械化大兵团的那套战术，硬生生安在了小米加步枪、擅长满山跑的中国红军身上。
结果呢？
红军被拖进了人家最擅长的堡垒对堡垒的硬仗里，拿自己的短处去碰人家的长处，精锐部队几乎拼光了，最后只能含泪告别经营多年的中央根据地，踏上了长征路。
军事上栽了大跟头，李德的威信一落千丈，加上他那火爆脾气和完全不接地气的生活习惯，越来越不招人待见。
为了安抚这位顾问的情绪，也算是出于当时的“国际主义”考虑，负责人博古琢磨着，得给他解决一下个人生活问题。
这个“政治任务”，就落到了一个叫肖月华的广东姑娘身上。
肖月华是个苦出身，14岁就出来干革命，是个性格刚强的女工。
组织上找她谈话，让她嫁给李德，她当场就炸了：“我不嫁外国人！”
态度非常坚决。
可那个年代，组织纪律大过天。
领导跟她谈心，说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要她拿出共产党员的牺牲精神。
肖月华是哭着点头同意的。
你想想看，这段婚姻从根上就是拧巴的。
两个人语言不通，一个说德语，一个说客家话，平时交流靠一个半吊子翻译，连吵架都吵不到一个点上。
生活习惯更是南辕北辙，李德要喝牛奶咖啡，肖月华习惯了粗茶淡饭；李德让她别工作了，当个全职太太，这对于把革命事业看作生命的肖月华来说，根本无法接受。
随着战场上的失利，李德的脾气越来越坏，在家里的火气也越来越大，动不动就摔东西，甚至动手。
肖月华委屈得不行，跑去找妇女部长李坚贞哭诉，撩起衣服给她看身上的伤。
可得到的答复还是那句：“要以大局为重。”
这种日子，她熬到了长征结束。
1935年，红军到了陕北，队伍刚安顿下来，肖月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组织递交了离婚报告，态度异常坚决。
这一次，没人再拦着她，组织批准了。
跟肖月华离婚后没多久，李德在延安遇到了李丽莲。
这完全是另一种相遇。
李丽莲可不是普通的农村姑娘，她是从上海滩来的“岭南歌星”，演过话剧《雷雨》里的四凤，见多识广，思想新潮。
她奔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进了鲁艺。
一口流利的英语，加上对西方音乐、艺术的了解，让在延安感到无比孤独和压抑的李德，一下子找到了知音。
他们的窑洞里，经常飘出留声机放的贝多芬和莫扎特，这在当时的延安，绝对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这段感情，是李德在中国最舒心的一段日子。
就这样，李德走了。
他的离开，对肖月华和李丽莲来说，仿佛是一个分水岭。
先说肖月华。
离婚对她来说，就像是卸下了一副沉重的担子。
她没有因为这段不幸的婚姻消沉下去，反而把所有的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
她不再是那个需要“以大局为重”的“李德夫人”，她就是肖月华，一个纯粹的革命者。
她先后在甘宁三边地区当地委的妇女部长，后来又到承德当区委书记。
在那些环境复杂的地方，她组织妇女支援前线，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立基层政权，干得风生水起。
解放战争的时候，她又转到军队里做政治工作，在察哈尔军区政治部当科长。
新中国成立后，她跟着大军南下，到了湖南省交通厅当办公室主任。
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为了地方的交通建设，她真是把心都掏出来了。
1960年，一纸命令下来，肖月华被授予大校军衔。
在那个年代，一个女同志能被授予大校，这是对她几十年革命生涯的最高肯定。
她这辈子再也没结过婚，把所有的爱都给了革命，还有她和李德唯一的儿子。
这个孩子，出生时李德给他取名叫“布肖德华”，一个不中不洋的名字。
离婚后，肖月华做主，给他改名叫“肖宁宁”，就希望儿子能平平安安，过普通人的日子。
肖宁宁就在母亲的庇护下，在长沙低调地长大，工作，退休，跟街坊邻居下下棋，散散步，过得安稳踏实。
他这辈子，再也没见过那个远在德国的亲生父亲。
1983年，肖月华在广州病逝，享年73岁。
再说李丽莲。
机场那一别，她也难过了很久，但她不是那种会一蹶不振的女人。
她把对李德的思念，转化成了舞台上的激情。
李德走后不久，鲁艺要排演曹禺的名剧《日出》，她被大家推举出来演女主角陈白露。
在物质极度贫乏的延安，她和同事们用最简陋的道具，最朴素的服装，演活了那个繁华又堕落的交际花。
1940年元旦戏一上演，整个延安都轰动了，《新中华报》专门发文，标题是“八天近八万观众”，夸她“功不可没”。
时间一天天过去，李德回来的消息却越来越渺茫。
1946年，在朋友的撮合下，李丽莲和著名剧作家欧阳山尊走到了一起。
欧阳山尊是戏剧大师欧阳予倩的儿子，两人志同道合，有说不完的话，携手走过了之后的风风雨雨。
新中国成立后，李丽莲没有再回到舞台中央，而是转到了幕后，担任全国妇联的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成了一名出色的文化外交官。
她凭借自己的才华和风度，在国际舞台上向世界展示新中国女性的面貌。
有唱片公司想重金请她出山录唱片，她提了个要求：“歌词必须是进步的”，拒绝了所有她认为格调不高的内容。
1965年，李丽莲因病在北京去世，年仅51岁。
李德，这个曾经在中国搅动风云的德国人，回到苏联后又辗转回到东德，最后在东德的一所大学里当了个默默无闻的教员，1974年去世。
他的名字，在中国，永远和那段惨痛的军事失败绑在了一起。
而在他身后的这片土地上，一位妻子用一生的奋斗换来肩上的将星，另一位妻子在艺术和外交舞台上绽放光彩，而那个他从未再见过的儿子，在长沙的街头巷尾，过完了普通人安稳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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