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寒少年到改革先驱，他的每一段经历都在反复诠释着那句千年金句。
如果北宋有“最佳公务员”评选，范仲淹绝对会全票当选。这个在语文课本中被浓缩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男人，一生实践了古代士大夫的最高理想——用现代话说，他是那个时代名副其实的“六边形战士”。
公元989年，苏州吴县诞生了一个与命运抗争的传奇。范仲淹的人生开场白堪称“hard模式”：两岁丧父，母亲改嫁，继父姓朱，他因此改姓朱说。
命运的转折出现在青年时期。当他得知自己身世后，留下一句“男子汉应当自立自强”，带着仅有的一袋米便踏上求学之路。他住寺庙、划粥断齑，每天煮一锅粥，等凝固成块划成四份，早晚各两块就着腌菜度日。
这番苦读没有白费，1015年，26岁的范仲淹以“朱说”之名进士及第，当时的录取率仅约2%。拿到铁饭碗的他第一件事是什么？不是庆祝，而是将母亲接来奉养，并上书恢复范姓。
踏入官场的范仲淹，迅速展现出了“职场新人”少有的胆识。
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时，他抱着卷宗与太守争辩案件，即使被太守怒斥也毫不退让，直到案情水落石出。他的办公地墙上写着每日自省：“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为公事不怕得罪人，但绝不因私利犯错误。
在泰州西溪盐仓，他主动揽下看似超出职责的修堤工程。面对质疑，他说：“利国利民之事，何谈分内分外？”历时三年，绵延数百里的海堤建成，流离百姓重返家园，这片土地得名“范公堤”，沿用至今。
他的正直近乎执拗。垂帘听政的刘太后生日，皇帝率百官朝拜，唯范仲淹上书：“太后过生日，皇帝行家礼即可，百官朝拜不合礼制！”满朝哗然。
同僚提醒：“你这样做可能断送前程。”他坦然答：“直言进谏，纵遭贬谪，亦是光荣。”
不久后，他等来了第一个“贬”字。离京时，送行者赞他：“此行极光！”——被贬却光彩照人。
范仲淹的“高光时刻”在他52岁时到来。
1043年，宋仁宗面对内忧外患，将范仲淹调回中央，擢升参知政事（副宰相），启动“庆历新政”。
他呈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条改革纲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招招直指北宋积弊——精简机构、改革考核、遏制特权。其中“精贡举”改革科举，增加策论考察，强调“实践出真知”。
新政触动了官僚集团利益，反对声浪四起。有人攻击他结党营私，他写下《灵乌赋》回应：“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八个字比美国建国早了七百多年，成为言论自由的东方先声。
一年零四个月后，庆历新政在反对声中落幕，范仲淹再次外放。
地方任职时，他在杭州创立中国最早的“公务员互助基金”——“义庄”。从自家俸禄中拨出资金，购置义田，资助贫困族人读书、婚嫁、丧葬，这一制度延续八百年。
那个时代，边防将领常被称为“粗人”，但范仲淹改变了这一刻板印象。
西北戍边期间，他因地制宜，修建防御工事，选拔培养出狄青等一批平民将领。他爱兵如子，士兵生病亲自探望；赏罚分明，就连西夏人也忌惮：“小范老子胸中有百万甲兵！”
戍边时，他写下《渔家傲·秋思》，“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苍凉悲壮，开宋代边塞词先河。
但他真正的文学巅峰在暮年。57岁时，受友人滕子京之托，为重修岳阳楼作记。面对洞庭烟波，他挥毫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句子超越了时空，成为士大夫精神丰碑。
有学者统计，中国历史长河中留下作品的文人约十万，但能同时进入政治史、思想史、文学史的不过百人，范仲淹位列前茅。
他逝世时，“四方闻者，皆为叹息”，西北羌族数百首领哭之如父。宋仁宗亲书“褒贤之碑”，追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古代文臣最高谥号。
范仲淹用一生诠释了何谓“士大夫风骨”。他既是锐意改革的政治家，又是深谋远虑的军事家；既是悲天悯人的仁者，又是开创新风的文人。
当我们今天在考卷上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时，这个句子背后，是一个贫寒少年通过苦读改变命运的故事，是一个官员数十年如一日为民请命的坚持，是一个改革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
他的人生信条穿越千年，依然回响：“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若不能治国平天下，就去悬壶济世。
范仲淹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位，总有服务社会的方式，总有坚守价值的可能——这才是最了不起的“内圣外王”。而他那句被历代公务员视为座右铭的话，对今天的我们同样有效：“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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