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谭希林抵触去干外交，许世友：你谭司令好歹不是个山大王|外交|姬鹏飞|山大王|谭司令

1949年11月，北京东交民巷的办公楼里灯火彻夜不熄。新中国外交部刚挂牌一个多月，人手欠账得厉害，周恩来批阅文件时偶尔抬头，总要问一句：“还缺几位驻外大使？”当时能写会说、兼具战场经验又懂政治的人实在有限，于是中央把目光投向了各大军区。就在同一时刻，一千多公里外的烟波胶东，谭希林正带参谋组检查长山列岛炮台，计划把火炮口径再做统一调试，确保海岸线不留死角。

命令来得出人意料。电话里，只一句“速到北京”，没有解释缘由。谭希林以为又有南下作战的任务，忙把工程图纸摊在桌上，火速交给副手。车站月台寒风呜咽，他登上北上的列车，心里盘算下一场战役的兵力配置。抵京后，文件袋拆开——调任外交部。那一刻，他怔住了：谈判桌？领事礼仪？自己一辈子跟炸药包和工兵铲打交道，连洋文都没学过几个字母，能行吗？

带着满腹狐疑，他找到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两人并肩走在驻地院子里，地上落叶沙沙作响。谭希林压低嗓门：“老许，我去搞外交像不像瞎猫撞死耗子？”许世友拍拍他的肩，嘴里蹦出一句直白话：“你谭司令好歹不是个山大王，黄埔出来的，脸皮能撑场面，中央既然点名，你就别磨叽。”一句“山大王”让谭希林哭笑不得，却也把心底那层犹豫拨开了缝。

接受任命后，他把妻子和三个孩子从青岛接到北京。新家安在前门外煤市街的新华饭店，四层小楼外观普通，楼里却是一派欧式装潢：旋转楼梯、黄铜吊灯、红绒窗帘，全和先前在胶东见过的破旧兵营天差地别。头一晚，他躺进弹簧床，身体被柔软包裹，翻身竟晃得一阵轻颤，吓得赶紧定住不敢动。第二天清晨，他碰见同住的姬鹏飞，随口一问对方睡得如何。姬副政委皱眉：“一夜没合眼，仿佛骑在骡背上。”两人相视大笑，紧张情绪消散不少。

为了把这批将军硬件软件都“重装系统”，外交部在北京铁狮子胡同办了培训班。课程排得满满：早八点国际法，中午外语会话，下午餐桌礼仪，晚上世界局势分析。老师来自北外、燕京、清华，也有在延安时期就跟着周恩来做交际工作的老同志。课堂上一些洋词汇拗口，谭希林脑子被“多边谈判”“维也纳公约”塞得发胀。他偷空仍照例做俯卧撑，练臂力——“脑袋得转，身子骨也不能垮”。

有意思的是，他最头疼的不是条约条款，而是西餐。那晚北京饭店的欢迎宴，他对着两把刀、三把叉、五只杯子愣神，等服务员端来红菜汤、奶油大虾，手忙脚乱半天，肉还在盘子里，汗已渗出军装领口。整桌人谁也不敢先动，场面僵住。还是周恩来轻声提醒：“先用外侧刀叉。”大家才如释重负。饭局拖了三个小时，谭希林暗暗腹诽：端碗大米饭配辣酱快得多，这讲究真够折腾。

训练期六个月，一边学理论，一边跟着周恩来、章汉夫旁听苏、捷代表团会谈。谭希林注意到，谈判桌上没有硝烟，可每一句措辞都像排炮标定，错一毫米结果就不同。周恩来常说：“外交没有试错空间。”这句话他牢牢记住，也反复叮嘱夫人吴文彬。吴文彬以前爱穿粗布灰衣，如今得练习旗袍步伐，甚至要研究不同国别的宴请座次。她并无怨言，只在深夜灯下偷偷练习握刀叉的角度，生怕在正式场合出纰漏。

1950年7月，大使人选最终敲定：谭希林赴捷克斯洛伐克。一纸任命下达，他第一反应是去图书馆找地图，研究布拉格到布拉迪斯拉发的铁路线——习惯使然，凡事先看地形。同期公派的还有王任重、韩念龙等人，媒体把这批军人出身的外交官称作“将军大使”。称呼虽然风光，任务却不轻：当时我国刚同捷克建立邦交，需扩大贸易、争取技术援助、协调留学生事务，还得防备西方情报机关渗透。

启程前夕，周恩来在南池子办公室召见谭希林。周总理神情严肃：“对外一句话，胜过前线一颗炮弹，要稳准。”谭希林立正应声，仅回两字：“记住。”临行那夜，他再次躺进弹簧床，却很快入睡。即将到来的陌生舞台，他已没有恐惧，更多的是一种战场上熟悉的亢奋。

驶离北京站的列车开动时，站台上没有奏乐，也没有鲜花，只有几位同事摆手示意。窗外景物倒退，蒸汽轰鸣盖过车轮节奏。谭希林打开随身笔记本，写下第一行字：目的地，布拉格；武器，语言、礼仪与政策；任务，保卫祖国利益。字迹如他昔日批阅作战计划般硬朗，没有任何多余笔画。这一页，后来被他留在布拉格使馆书柜，上面边角磨得发白，却一直没被撕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