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4日拂晓，重庆以西的江面雾气翻滚，押送战俘的木船悄悄靠岸。寒风透骨，几名解放军战士却把被褥让给了年过四十的俘虏宋希濂，这个细节后来被守卫回忆起时仍觉诧异。
宋希濂的部队在川南溃败只是半个月前的事。此前，他手里还有整整一个兵团，战史登记的番号是第九兵团，却只用了一场宜宾外围战就瓦解。川江天险没起到想象中的屏障作用，空投的弹药还没运到前线，解放军先切断了后勤线。丁某师长愤愤地说：“子弹都打空了，还谈什么固守？”这句牢骚被后人当作败局注脚。
溃军一路向西。地图上画出的腾冲、密支那，仿佛救命稻草。可密林沼泽比子弹更无情，士气像潮水一样退去；当人马缩减到不足一万，连宋本人也承认，“这已不是在行军，是在逃荒”。
11月中旬，追击部队在马边河谷设下合围。夜色里，宋希濂把师长以上军官召到茅舍内，灯芯摇晃，谁都不提投降二字。丁军长一句“宁可杀身成仁”说得铿锵，可没人再喊“效死疆场”。他们决定拆分成三股向滇西突围。十天后，三股人马先后被截获，宋希濂本人在石棉县被侦察排围住，他自报军需官姓名，试图蒙混。
祠堂羁押那晚温度骤降，多数俘虏蜷在稻草上。第二天清点身份时，一位姓王的政治部军官认出宋希濂，“宋师长，这里可不是长沙会战的指挥所。”话音一落，所有伪装化为乌有。
押送队伍转向乐山。途中有记者奉命拍摄战俘影像，宋希濂下意识侧脸。镜头举起，他抬手遮面。记者火了，右手摸上手枪，“影响公事者，当场处置！”一句喝令让队伍顿时紧绷。许姓教导员上前低声制止：“政策面前，枪声最不值钱。”队伍重新前行，尴尬在沉默里散开。
抵乐山第二天，一辆吉普把宋希濂接往一所中学。临时指挥所里，穿旧棉衣的杨勇等候多时。杨勇递烟，说得直白：“在长沙，我们就讨论过你的去留。今天不是逼你表态，只是想告诉你，活路一定比死路宽。”宋希濂沉着脸，轻声回应：“宋某头绪未清，请容斟酌。”谈话一小时，外间墙上时钟滴答不断。
几日后，战俘列车经内江、荣昌，最终抵重庆磁器口。白公馆旧日是“四一二”后关押共产党人的地方，如今角色对调，让许多西南老兵心中五味杂陈。宋希濂被分在二号楼，窗户正对嘉陵江。江风呜咽，哨兵脚步声夜夜回荡。
更意外的安排发生在12月初。陈赓从昆明调兵途中获悉宋希濂被羁押的消息，请假北上，驱车一昼夜赶到白公馆。守卫以为又是哪位来巡视的干部，直到陈赓自报姓名，众人才恍然——两人同为黄埔三期，曾共享课桌。
面见那刻，双方竟默默无语几秒。陈赓先开口：“看样子还吃得消？”宋希濂略躬身，嘴唇抖动：“陈兄……想不到在这里叙旧。”陈赓摆手，示意坐下，“旧话可以慢慢说，先讲你的打算。”长谈从上午十点持续到下午四点，中饭简单三菜一汤，气氛却比任何宴会真诚。陈赓解释了俘虏改造、学习和生活条件，强调“政策公开，态度自定”。临别之前，他拍了拍宋希濂肩膀：“命运已翻页，握笔的还是你自己。”
此后，宋希濂在白公馆开始系统学习，从土地法大纲到国际形势，每天两次小组讨论。他做笔记极细，偶尔还就缅甸边境战例与管教辩论。警卫员说：“宋师长钻研劲儿，比在前线排兵布阵还大。”
1951年春，全体战俘移交西安军管所。四年后，宋希濂被评为“改造积极分子”，允许担任講课辅导。1959年12月特赦名单公布，他位列其中。离开高墙时，他带走的物品除了换洗衣服，就是一本翻旧的《三国志》，封底两行小字是他在白公馆抄下的——“生而身不由己，改则自有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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