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秋，东京杉并区一间狭小的出租屋里，二十二岁的金宪东推开窗户，街角工人收工的笑声清晰可闻。这一年，他第一次意识到：与其说自己是末代亲王之子，不如说是被时代裹挟的一粒尘埃。那股突如其来的失重感，为他此后彻底改写命运埋下伏笔。
往前倒二十二年，1914年8月的旅顺肃王府正被双重消息撕扯——十九岁的六哥宪英溺亡，而母亲四侧福晋在同一天产下一个男婴。父亲善耆看着襁褓里的新生命，只说了一句：“宪给东亚之子，该叫宪东。”在清室余晖尚存的家族里，这句话曾被当成祝福，如今回想更像一种隐秘的枷锁。
善耆与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结拜的往事，为宪东的童年定下基调。七岁那年，他套上日式水手服，走进旅顺的日本小学。新课本里充斥“共荣圈”口号，他懵懂地跟读，却记住了另一件事：大清灭亡了。王府大人们的低声叹息，让幼小的他第一次对“家族”“国家”产生困惑。
1921年，四侧福晋难产离世，善耆病体愈发羸弱。几个月后，他也撒手人寰。有人将两件事硬生生扣在宪东头上——“大鱼关在玻璃缸里会死，人也是。”这句闲言碎语伴随他多年，令他对封闭的王府生活产生本能排斥。
川岛浪速随后把这个十一岁的孩子带去日本，开始所谓“武士道”训练。晨练、冷水浴、长跑、剑道，日复一日磨出一副好体格，却同时把排外情绪推向极端。师傅喝彩“天皇忠诚”时，宪东心里只闪过一句：“这不是我的国。”这种暗暗较劲，让他对一切强加的身份标签充满戒备。
1927年，十九哥宪容赴东京求学，宪东跟随。失去川岛家庇护，两兄弟租住在民宅，与底层打工人混迹。木屐声、菜市场吆喝、廉价拉面味，构成一种全新的“街头课堂”。他发现劳工面对剥削时仍能互助，这与王府里层层主仆关系判若云泥。正是这种对比，使他对“平等”开始生出朦胧好感。
不久，东京学生领袖加藤惟效走进他的视野。俩人第一次见面是在神田书店的地下室，加藤递给他一本被多次翻阅的《共产党宣言》。宪东低头翻页，“人不是靠出身划分价值”这句话击中他心底某个柔软角落。加藤笑着补一句：“与其在日本当贵族，不如回中国做真正的战士。”一句轻飘飘的话，却像暗号一样点明去路。
1935年初夏，宪东回到沈阳，化名“金宪东”进入伪满军。凭借家族与川岛芳子的名头，他升迁毫不费力。外界只看到他与新京高层频繁往来，却不知每晚灯下，他都在反复琢磨：共产党究竟藏在哪里？这种夹缝游走的日子把他逼成了情报员的最好人选。
1944年春，东北地下党决定敲门。一次偶遇后，交通员轻声问他：“想不想找真正的同路人？”短短一句，抵过千言。三个月的接触与试探，他递出的机密文件被迅速传到苏联远东局，关东军不少部署就此露底。地下党员陈平安评价：“此人胆大，却不轻狂；出身复杂，却清醒可贵。”
光复时刻终于在1945年8月降临。宣布投降的日本军官在奉天火车站长跪不起，宪东解开军装上的花哨军衔，扔进垃圾箱，随后郑重写下新名字——艾克。身边人问：“为何叫这两个字？”他平静回答：“读音像‘挨克’，挨过刀才能克己。”
根据中共东北局安排，艾克被编入李运昌部，成为沈阳卫戍司令部第二纵队副司令。役前动员会上，有老兵半开玩笑：“王爷后代当司令，这是戏文吗？”艾克抬手制止：“从今天起，这里只有同志。”简短一句，现场再无嬉笑。
辽沈战役打响，他带领的独立分队在新民城外截毁敌军补给列车，用缴获的迫击炮连夜封锁要道，为主力合围创造空前便利。战后总结里写道：“艾克处置果断，善用日军旧轨道经验，对敌袭扰犀利。”不可否认，他早年的武士道训练此时全部转化为效率与纪律。
共和国成立，艾克转业至辽宁省政府外事口。此后多年，他参与东北与日本的渔业谈判，从未借私人身份讨价还价，只要求对方从历史侵略中作出实质赔偿。一次谈判结束，日方代表私下用日语嘟囔：“这位先生口音像本国人，却态度最硬。”随行翻译扑哧一笑：“他出身在中国，灵魂从未离开。”
1978年，艾克办理离休手续，定级地专。有人惊叹：“王府子弟坐到这个高度，已属破天荒。”档案批语只有一句：“政治立场始终如一，表现优秀。”简洁得像他处理公事的风格。
离休后的艾克被外文社聘为特约译审，闲时仍爱翻旧军事地图，研究中日海上安全航线。有记者想写他与川岛芳子的故事，他摇头拒绝：“她的事另有定论，不必借我渲染。”这一度让坊间传闻减少许多。
“你后悔过吗？”1980年春，老友陈平安随口一问。艾克抿茶，只留下一句：“若当年困在王府，便真成那条死鱼。”短短十二字，足以概括他与旧家族的最终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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