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战役打响前，蒋介石安排了两员大将扼守长江防线，分别是汤恩伯集团75个师约45万人，以及白崇禧集团40个师约25万人，70万大军陈兵长江，是阻止解放军渡江作战的主力。
如果这个时候汤恩伯举兵起义，解放军定能势如破竹突破长江防线，给蒋家王朝以致命打击，而他本人也将以起义将领的身份，得到较高的地位和待遇。
事实上，汤恩伯不是没想过起义，毕竟他在国民党的处境比较尴尬，恩师陈仪写信让他起义时，他虽然没有答复，但将信件保存了好几天，可见他认真思考过起义之事。
只可惜，汤恩伯最终没敢起义，这是为何？
只因戴笠早就在他身边埋了钉子，让他不敢轻举妄动，还为此做了好几年噩梦。
01，汤恩伯的放纵
汤恩伯自日本留学归来后，便在陈仪、张治中等人的举荐下，得到了蒋介石的任用，此后他尽心尽力辅佐蒋介石，让干什么就干什么，逐渐成为蒋介石嫡系将领。
说起来，汤恩伯曾经也是一员猛将，“围剿”红军、镇压“闽变”都很得力，因此当上了中央军主力第13军军长，与陈诚、胡宗南并称“陈、胡、汤”。
抗战时期，汤恩伯的军事才华展露无遗，台儿庄战役中他迂回枣峄，侧击敌军，被认为是取胜的关键所在，他还打了不少大仗、恶仗，战绩显赫，无愧于抗日名将之称。
然而，到了抗战中期，随着职务不断攀升，汤恩伯变得越发骄纵，坐镇中原期间，他竟然学起了胡宗南，在河南与日军对峙时伺机招兵买马、大肆捞钱，还自封为“中原王”。
巅峰时期，汤恩伯所部兵力达40余万，可谓兵强马壮，却在战场上没打几个胜仗，还给河南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他大肆搜刮百姓、收取重税，被百姓称为“水旱蝗汤”四害之一。
靠着盘剥百姓得来的钱财，汤恩伯派人到重庆四处活动，不少达官显贵得了好处，便向蒋介石说他的好话，蒋介石乐得合不拢嘴，自以为眼光独到，得了一员猛将。
汤恩伯毫无疑问是狂妄自大的，这种狂妄既来自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接受的“斯巴达式”教育，也源自他对刘秀和曹操的崇拜，自认为可以跟古人相比，结果却悲催了。
1941年，蒋介石得到消息，说汤恩伯在河南无法无天，行事张狂，民怨很大，便派遣戴笠到河南调查情况。
戴笠与汤恩伯关系很好，他虽然有意偏袒，但也为汤恩伯隐隐担忧，回到重庆后曾对手下说：
胡宗南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没料到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想学起曹操来了。我劝他英雄本色是应该有大志的，但功高压主决无善终之理。
戴笠虽然在蒋介石面前说了不少汤恩伯的好话，但蒋介石担心河南的安全，便将蒋鼎文调到洛阳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以此来牵制汤恩伯。
此后，汤恩伯与蒋鼎文进行了激烈的权力斗争，他一度处在下风，被蒋鼎文逼入墙角，但关键时候他花钱开路，大肆笼络人心，还收买蒋鼎文的心腹，导致蒋鼎文一败涂地，被彻底架空。
就在汤恩伯喜上眉梢的时候，日本人却开始进攻河南了，然而他的心思已经不在军事上，部队成分复杂且缺少训练，结果一击即溃，一个多月便失地千里，连丢38城，只能一直溃逃，曾经的抗日名将一夜之间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落水狗”。
不过，好在汤恩伯及时醒悟，在随后的桂柳追击战中立下一些战功，又在日本欲进攻重庆时率七个军驰援独山，为保卫重庆立下功劳，使得蒋介石对他的态度有所缓和，在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推荐下，他被任命为第三方面军总司令，下辖14个美械师。
此时，汤恩伯看似位高权重，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却已经落后于陈诚和胡宗南等人，他之前在河南当“中原王”之事，让蒋介石一直心有余悸。
抗战末期，蒋介石有意对胡宗南和汤恩伯的部队进行改编，陈诚、张治中、熊式辉等人却说，“以胡（宗南）之神秘，汤（恩伯）之粗暴及委座过去之放纵，不易解决”，蒋介石遂作罢。
蒋介石的备选方案是，对胡宗南和汤恩伯上手段，从而牢牢控制住二人的部队，这个任务毫无疑问交给了戴笠。
02，戴笠的妙招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在何应钦的提携下，汤恩伯被任命为受降官，负责在南京和上海的对日受降及接收工作，这可是个肥差。
当时，军统也在上海接受日伪资产，并手握“肃歼”大权，期间与第三方面军发生过冲突，因戴笠与汤恩伯关系较好，他便亲自登门拜访汤恩伯，主要是商讨分赃问题，顺便提醒一下汤恩伯。
当时，戴笠告诉汤恩伯，一方面，他在河南期间的所作所为实为不妥，犯了大忌，蒋介石至今没有释怀；另一方面，他与何应钦走得太近，陈诚与何应钦斗争很激烈，现在正得宠，如果不做出改变，恐怕要吃大亏。
汤恩伯心想，自己既不是浙江人，又不是黄埔出身，也不像胡宗南那样监视延安，在蒋介石心中分量十足，之前能得到蒋介石信任，主要是靠一颗坚定不移的忠心，现如今玩砸了，该怎么办才好？
于是，汤恩伯问戴笠有何破解之法，戴笠当然是有备而来，便对他说，“不如让毛森到你的第三方面军任职？”
汤恩伯听完，心头一惊，他知道戴笠有私心，如果让毛森来，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将处在戴笠的监视之下，谈何自由？
汤恩伯不清楚这是戴笠的个人想法，还是蒋介石授意的，思前想去，决定先答应下来，如此便能打消蒋介石的疑虑，至于以后的事情，只能徐徐图之。
几天之后，毛森就走马上任了，担任第三方面军第二处少将处长，兼军统局东南特区区长。
实际上，当时各部队司令部下面都设了以军统人员为主的处级单位，不只是汤恩伯一人，但他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毕竟他是有“前科”的。
戴笠的人事安排充满了对汤恩伯的“重视”，毛森这个人可不简单，他是戴笠的老乡，也是戴笠心腹毛人凤的亲戚，是戴笠手下的得力干将，因其心狠手辣，故而被人称为“毛骨森森”。
将毛森调到汤恩伯身边，注定汤恩伯不会有好日子过，蒋介石得知此事后，也感到满意。
毛森一到任，便到处招兵买马，很快就接收了汪伪“76号”全部资产和人员，同时在上海及周边地区组建了多个情报站，可谓兵强马壮。
03，毛森的手段
1946年，鉴于汤恩伯“表现良好”，蒋介石晋升其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第三方面军则被改为第一绥靖区，他继续担任总司令，此时他可谓春风得意，毛森却如影随形，也跟着转任第一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处长。
不久，汤恩伯率部奔赴苏北，毛森兼任所谓“无锡指挥所”主任，他当然不懂军事了，但这个职务只是个挂名，他的本职工作还是指挥上海和苏南的特务活动。
战争打响后，汤恩伯屡有败绩，他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后，在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中，损失了整编第七十四师和第八十三师一个团，一个中央王牌师就这么没了，蒋介石很生气，差点拿手杖敲碎他的脑袋。
孟良崮战役后，毛森奉命到战场调查情况，并向蒋介石呈送调查报告，此时戴笠已死，军统变成了保密局，毛人凤担任局长，毛森继续钉在汤恩伯身边，足见背后水很深，戴笠极有可能是遵照蒋介石的指令行事。
1947年6月，汤恩伯觉得没脸面对蒋介石，便辞去兵团司令等职，到上海当愚公，这个冷板凳一坐就是一年多，直到1948年8月陈仪担任浙江省主席，他这才被陈仪举荐为衢州绥靖公署主任。
让汤恩伯没想到的是，他屁股还没坐稳，毛森又来了，担任了该署二处处长，兼任浙江省警保处处长！
陈仪对毛森其实挺反感，他与汤恩伯都很清楚，毛森来者不善，是受命监视二人的，但也没什么好办法应对。
随着战争逐渐陷入不利，毛森可谓无孔不入，监视手段多种多样，有时候还给陈仪、汤恩伯故意下套，让人防不胜防。
三大战役结束后，长江防线成为守护江南半壁江山的重中之重，汤恩伯奉命前往上海，担任京沪警备司令部总司令，后升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总司令，手握数十万人马，权势熏天。
毫无疑问，毛森又跟来了，担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二处处长，不久兼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
到这时，汤恩伯几乎断定，毛森就是蒋介石派来监视自己的，虽然自己不喜欢这个“监军”，但必须笑脸相迎，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毛森很清楚自己的职责，他一方面掌握上海的军警宪特，严厉打击地下党，上任之后不到两月就抓了3000多人，杀害300多人，制造了一起腥风血雨；另一方面严密监视汤恩伯，为此毛人凤还亲自到上海坐镇，以确保汤恩伯不产生二心。
为了监视汤恩伯，毛森无所不用其极，连自己的妻子胡德珍都用上了。
胡德珍是军统浙江特训班的学员，抗战时期成为毛森下属，二人在工作中产生感情，戴笠为了表达对毛森的器重，特批二人结婚。
别看胡德珍是个女的，却是个资深特务，抗战时期也是立过功的，经验十分丰富。
为了监视汤恩伯，毛森安排胡德珍到汤恩伯身边工作，担任秘书一类的文职，与汤恩伯打交道的机会很多。
与此同时，毛森对汤恩伯的住宅进行严密监视，同时在军中广布特务，可谓严防死守。
渡江战役爆发后，张权将军打算起义，结果毛人凤和毛森逮捕杀害，可见特务势力对军队的掌控力很强，起义绝非易事。
04，毛森迫使汤恩伯放弃起义
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但继续掌控国民党军政事务，并遥控李宗仁进行和谈，试图划江而治。
与此同时，蒋介石加紧军备，四处抓壮丁入伍，惹得民怨沸腾，陈仪就看不过去，认为继续战争只能让百姓遭殃，便决定发动起义。
不过，自汤恩伯走后，陈仪手上就没几个兵，想要起义只能找汤恩伯，他自认为对汤恩伯有天大的恩情，汤恩伯也将他当作亲生父亲看待，只要他开口，汤恩伯必定从命。
于是，陈仪修书一封，让外甥丁名楠送到上海汤公馆交给汤恩伯。
汤恩伯见到丁名楠的时候十分紧张，在客厅小声对他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特务已经将我家严密监控起来，你还是先回去，过几日我就去杭州见陈公！”
到了晚上，汤恩伯才在房间偷偷将信打开看，才知道陈仪要他起义，并附带了起义条件。
汤恩伯认为，自己虽然位高权重，但实际上不被蒋介石信任，而国民党大势已去，再多努力都只能徒增伤亡，加之恩公陈仪开口，他便颇为心动。
在此之前，起义将领可不少，比如傅作义，虽然不再掌握军权，但地位和待遇很高，汤恩伯认为这样的结局也不错。
但是，汤恩伯的顾虑也很多，首当其冲便是毛森，万一起义之事消息泄露，自己就彻底完了；其次，他的部队成分复杂，嫡系部队只是少数，想要让几十万大军跟着起义，谈何容易？再次，他不确定起义之后，自己以前干的那些坏事，会不会被追究责任。
因为拿不定主意，所以汤恩伯拖了一个星期都没去杭州找陈仪，陈仪等得着急，便派丁名楠再次去上海，结果发现出事了。
原来，丁名楠第一次去汤公馆的时候，就被特务报告给了毛森，毛森预感有大事发生，便对胡德珍交代了一番。
一天，胡德珍趁汤恩伯不在公馆，以公务为由进入汤恩伯的办公室，撬开抽屉锁之后，在里面看到了陈仪的亲笔信！
汤恩伯之所以将陈仪的信放在抽屉里，就是为了反复查看，他需要逐条分析起义条件，以权衡利弊得失。
虽然汤恩伯做事不小心，但至少说明他认真考虑过起义之事，而且倾向于起义，要不然他早就烧毁信件或者举报陈仪了。
到了晚上，汤恩伯回到公馆，打开抽屉查看信件时，发现信有动过的痕迹，他当即意识到信件可能被人偷看了，而偷看者不会是别人，肯定是毛森的人。
如果是这样，那么起义之事就不用再想了，毛森肯定会向蒋介石打了报告，也一定会极力阻止起义，此时再起义等于自掘坟墓。
现如今，汤恩伯只能想着如何保命了，于是他向毛森坦白了一切，并将陈仪信件的原件交给毛人凤带去奉化蒋介石处，以消除自己的嫌疑。
1949年3月，陈仪被蒋介石解除职务，返回上海后又被毛森逮捕，随即押送到台湾关押，1950年8月18日惨遭杀害。
至于汤恩伯，在出卖陈仪、放弃起义之后，得以继续担任总司令，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度进一步降低，这就导致他败退台湾之后坐了冷板凳，晚年穷得连治病的钱都没有，最后死在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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