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8月中旬，北戴河的海风带着潮湿的咸味拂过疗养院的松林。周文龙坐在廊下，腿上摊着一本发旧的《抗日根据地后勤工作条例》，老花镜压在书页中央。他刚关上书页，就被警卫提醒：张震副主席的车已经进院。
车门一响，张震大步流星跨上台阶，两人几乎同时伸出手——随即改成紧紧相拥的湖南老乡式拍肩。寒暄没几句，张震半真半假一句“文龙，你那张毕业证别想着赖账”，让旁边的年轻护士一头雾水。对话只有这一句，却把时针拨回到1937年。
把镜头拉远：1909年1月，浏阳山水间出生的周家次子周文龙，被族里评价为“读书种”。父亲烧石灰攒的那点余钱让他一路读到长沙大麓中学，结识新文化刊物，思想的火种随之点燃。二十岁那年，他在浏阳县农协里忙到深夜，第二天便跟着队伍走进红三军团，从此把热血写进冲锋号。
当时红军“文化人”寥寥无几，周文龙刚报到，就被点名去五师当书记官。纸笔与战刀并存的日子里，他在龙岗、宜黄、广昌一次又一次流血，一次又一次补上岗位。长征途中，他得痢疾，双腿浮肿，彭雪枫把药渣塞进他手里，“撑住，过了草地就能活！”这句鼓劲后来被他写进学员教材，换成另一种方式继续扶人前行。
1936年底，周文龙从红军大学一期结业，留校做校务副部长。转年抗大挂牌，张震作为第一批学员入校。学制三个月，却因前线吃紧只上了两个月。张震离校那天，拍拍胸口要一张毕业证，周文龙笑着答应。谁也没想到，这个玩笑一晃半个世纪。
1940年春，一件更棘手的差事落到周文龙头上——陪同朱德赴西安，讨回被国民党扣了半年之久的军饷。20万增至40万的八路军，每一颗子弹都得掰着指头算。沿途国民党军重重设卡，周文龙把地图折成手掌大小藏在绑腿里，夜里再打开油灯推演次日线路。有意思的是，朱德在陵川说要顺带把去年被俘的兵站干部统一带走，周文龙连夜写了要人电报，硬是把50多人带出了虎口。西安警备司令部的“绑票”插曲，则凸显他临危不乱：纸条、银元、软硬兼施，72小时把出纳员毫发无损带回。
延安时期，他兼任冀南银行副董事长。前线缺枪药，他把冀南币、白布、黄豆统统打成作战能力。日军封锁太行时，他背着账本在山沟里埋下600万冀南币，用石头作标。三天后追回全部现款，连损耗都不到百分之一。有人问秘诀，他只说一句，“钱是子弹，丢不得。”
解放战争爆发，刘邓大军南下中原。雨夜泥泞，独轮车陷在田埂，周文龙索性换肩扛。他计算过：一个背夫一天能运45公斤，前线急需三千吨弹药，就要六万背夫轮换。他在薄纸上列出三套路线，最后用时恰好压缩到原计划一半。刘伯承后来打趣，“周部长的算盘比步枪准。”
1950年，抗美援朝号角吹响。志愿军缺弹药也缺棉衣，总后勤部刚成立，仓库里是真没底子。华北军区成了“补给阀门”，周文龙把账本贴在墙上，空白处写着“缺口××吨”。前线电报要1.4万吨炮弹，他调动地方兵工厂昼夜生产，又派专人翻修缴获的日式美式炮弹。40多天，硬是凑够一万多吨；其余缺额依靠海运到大连再转丹东，没耽误一个预定作战日程。志愿军总司令部发来嘉奖，他却回电一句：“后方只有合格与不合格，没有功劳簿。”
1955年，国务院组建石油工业部，急缺懂生产又懂管理的干部。黄克诚当面点将：“国家缺油，比军用还急，你去撑把手。”周文龙取下领章，转身进了新的战场。有人替他惋惜少了将星，他回答：“战略后勤一样能决定胜负。”语气平平，却听得出胸有成竹。
时间回到北戴河。张震坐在竹椅上，笑问那份毕业证怎么补。周文龙把茶杯放好，慢慢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泛黄的空白证书，上面盖着三十年代的抗大校徽。他递过去，“老班长，你自己填日期。”张震接过来，半晌无语，只是把证书折好，小心塞进夹克内袋。海浪声里，两位老兵对视而笑，谁也没再开口。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