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罗翔在人民法院报发表文章《吸毒是否入刑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许多网友表示看不懂，看不懂就对了。
这就是法律学者第一相，罗翔的“绕”。
罗翔的“绕”，在于他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于他的“折衷”立场，在于他的“和光同尘”。
然而，就禁毒治理的现实与法理而言，罗翔的“折衷”立场，我是不认同的。
正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斯蒙德·图图所说：“If you are neutral in situations of injustice, you have chosen the side of the oppressor.”，翻译成中文就是，面对不公保持中立，等于站在压迫者一边。
罗翔的“绕”，在于他的专业，在于他的某种程度的“不说人话”。
第一、用定义游戏转移核心矛盾。
“从应然的角度，吸毒入刑有一定的道理；从实然的角度，不少吸毒行为本来就已经进入现行刑法……如果把治安管理处罚法称之为‘小刑法’，那么吸毒自然也属于犯罪。”
公众说“吸毒入刑”，他重新定义“犯罪”，说《治安管理处罚法》为“小刑法”，那吸毒已“入刑”。
“你要的惩罚，现行体系里已经有了（只是名义不同）”，通过概念替换，以此回避公众诉求。
第二、用“极端案例”稀释普遍原则。
“因治疗疾病需要，在自用、合理数量范围内携带、寄递国家规定管制的、具有医疗等合法用途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进出境的，不构成犯罪。”
最能体现罗翔的“绕”，在于他引用“铁马冰河”案等极端、悲情案例，成功唤起对“打击过度”的恐惧。
将讨论重心从 “针对娱乐性吸毒的普遍性刑事政策” ，转移到 “如何避免误伤医疗需求的极端情况”，这是一种焦点的迁移。
就好比在讨论“是否应严禁酒后驾驶”时，不断追问“那如果司机是急着送危重病人去医院怎么办？”
第三、用“程序正义”问题覆盖“实体正义”抉择。
花大量篇幅论述行政拘留的严厉性及听证程序的不足，并指出“既然更轻的管制、缓刑都要由法院裁判，那么更重的行政拘留更应接受事前的司法审查”。
当大家在讨论“吸毒是否入刑”，他引入一更大的，更复杂的“行政处罚司法化”的宪政议题，试图用“程序正义”问题覆盖“实体正义”。
你本来思考“A还是B”（行政罚还是刑事罚），他引导你思考一个更宏大的“C”（整个公民人身自由剥夺程序的正当性改革）。
表面看，体现是法律学者的深远视野，其实是想告诉我们“这事急不得，得从长计议”。
但不管罗翔多“绕”，网友坚决表示“支持吸毒入刑”。
再说法律学者第二相，劳东燕的“傲”。
劳东燕的“傲”，体现以下这个方面。
一、法律界的共识。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冤有头债有主”、“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有怨报怨有仇报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什么一种跟民众朴素道德观、正义观相悖的做法，会是“法律界的共识”？
二、懒得解释与搭理。
劳教授起初未意识到与“法外之人”之间的认知差异，各说各话，待察觉后，若对方仍不理解，便视之为“抬杠”，懒得解释与搭理。
学者既由公众滋养，更应俯身倾听、耐心解惑，若总是“懒得解释”，其存在价值何在？
三、归因于“上面定的”。
当“法律界的共识”破裂，便转向“这都是上面的决定，学者无力左右”，蔡博士的拆穿就是“装”。
倘若一切皆归于此，讨论的意义又在哪里？
再说法律学者第三相，蔡雅奇的“装”。
蔡雅奇的说人话，说普通人的话，就变成了“装”。
这个“装”，是他读得了圣贤书，却管不了这窗外事，心生怜悯的是他，袖手旁观的也是他，共情的是他，无能为力的也是他。
一个申诉案件的当事人家属来找他咨询，他劝直接放弃。
因为普天下，申诉只有一次翻过来，理由是“死者复活，真凶出现”。
说到最后，声音哽咽，满是叹息。
如果这个是“装”，希望法律学者尽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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