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嗣禹 译者：彭靖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The Sino-British Treaty of Nanking）签订，这既是远东史中19世纪条约体制的开始，同时也是清帝国走向没落的标志。但是无论在英文、中文还是其他文字的材料中，对于这一划时代条约的谈判过程的记载都非常简略。这是因为，英国公布的关于第一次中英战争的文件，几乎只停留在1840年的蓝皮书里；而直到1930年，中国官方的奏报和谕旨才公布。
幸运的是，在谈判期间，中国有个名叫张喜的人写了一本《抚夷日记》，其中提供了关于谈判进展的详细记录。在谈判过程中，张喜曾起到重要作用，他知道绝大多数的谈判内幕信息。1936年，这份日记才由文殿阁书庄于北平据钞本刊印。日记的内容十分重要，应当翻译成英文，使西方学者也可得见。不过，在提供加注英译文（第一至六章）之前，仍有必要简略介绍日记作者的背景，并考证这本日记的真实性。
张喜的早期经历
《筹办夷务始末》一书中，《抚夷日记》作者的名字被写成张禧，在他的小传里又被写成张士淳，字小沧。他是钦差大臣伊里布喜欢的随从或仆人，是一位具有雄辩才能的使者，曾多次被差遣到英国军舰上。由于他的地位和出身低微，在人名词典、传记索引，或像《天津府志》《天津县志》这样的地方史志中都找不到有关他私人生活的材料。
我们所能掌握的全部材料，就是这份日记后面所附的一篇简短的个人小传，其中充满了对作者的轻浮奉承之词。根据这篇小传所述，张喜是北直隶（河北北部）天津县人，其家族几代人中均有知名人士，只是由于慷慨好施，致家道中落。据张喜自己说，1842年时他父母都年过八旬，此外他还有一个四弟。依小传所述，张喜本人“赋性伉直，然极精敏，好读书，只观大略，于有用之学，当世之务，留心臻至。身长六尺有超，姿貌魁硕，望而知为俊杰”。
一开始，大约在1828—1830年间，张喜仅是为官员舒炘（徐炘）做事的小吏，负责收发信件（司笺）。几年后，他到时任云贵总督（1833—1839）的伊里布手下做事。由于职位较低，张喜受到同僚们的排斥和忽视，在云南一年有余，忧虑不得志。1839年，伊里布调任两江总督，并于1840年1月21日在总督府就任。因路途遥远，他的大多数幕僚都不愿意随行，只有张喜随他前往。从那时起，张喜就有了处理公务，与总督近距离接触、频繁交谈的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被认可为有才之士。
1840年的战事与谈判
张喜之所以能够出名，源于中英战争（Anglo-Chinese war）。按照中方的观点，这场战争是由英国商人控制的对华鸦片贸易引起的，鸦片贸易使中国人民深受毒害，同时造成中国白银外流。为此，在1839年3月，林则徐被派往广州禁止鸦片贸易。他迫使英国等国商人交出20283箱鸦片，并全部销毁。按照英方的观点，英国发动这场战争是为了国家之间的平等，或者说是为了英国的优越性；为了反对广州的官行垄断（Co-hong monopoly），争取自由贸易；同时，还为了能对在华英人治以英国法律。
1839年11月，这场战争的第一次冲突在广州发生，从那以后直到1840年夏，并未发生进一步交战。1840年7月5日，海军准将伯麦（Gordon Bremer）率领远征军占领浙江舟山首府定海，以陆军少将布尔利（Major General Burrell）为首的临时政府很快组建起来。8月9日，英国远征军继续北上，抵达天津附近的大沽。直隶总督琦善谦恭地接待了英国全权代表海军少将懿律（George Elliot）和海军上校义律（Charles Elliot）。8月30日，琦善通过商谈说服英军于9月25日离开天津，退回广州。
1840年9月17日，琦善作为钦差大臣来到广州，取代被解职的林则徐，并受命与英方谈判所有问题。与此同时，8月9日伊里布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调查和管理浙江事务。他派专员到前线调查，经过几个星期对于形势的研究，伊里布认识到，英国舰队实力非常强大，大炮具有极大威力，中国在海上几乎不可能取得胜利。英军被说服退回广东时，皇帝（9月24日）下令沿海各阵地炮台不得向英舰开火，并指示伊里布小心谨慎地制订一份计划，通过武力收复定海。为了从海陆两方进攻，伊里布从其他省调来增援部队，并训练水师。但实际上，1840年在浙江没有同英国人发生过战争，只发生了两起事件。
第一起事件发生于9月16日，马德拉斯炮队（Madras Artillery）的安突德（P. Anstruther）上尉因在定海附近测绘地图被俘，随后押送至宁波；9月22日发生了另一起突发事件，海军上尉道格拉斯（Douglas）指挥的武装双桅帆船“风鸢”号（Kite）在余姚遇软沙倾覆，据中方的奏报，这是中国巡船引诱所致。包括航务长的妻子拿布夫人（Mrs. Noble）在内，20多个“夷人”被俘并受到虐待。他们后来成为张喜与伊里布同英国人进行外交谈判的重要砝码。
事态发生后，英方尽最大努力，企图争取这些俘虏无条件释放，而中方要求英军以放弃定海作为交换条件。9月22日，伯麦照会伊里布，要求释放被囚英人，伊里布则提出归还定海的反要求。10月1日，懿律发来一份强硬的照会，再次要求释放被俘人员，但并未提及任何交换条件。义律更亲自到达镇海，要求与中国方面人员会谈。
1840年10月，由于中英两国之间的反复照会与会谈，使得张喜有机会活跃于外交舞台之上。10月21日，伊里布派陈志刚与张喜到英国舰船上，商讨释放俘虏的条件。这一次，张喜使用的是其原名张士淳。由于他的身份只是伊里布的一个家人或仆人，为了提高他的威望，其主违规让他戴上了六品顶戴。
10月23日，懿律又送来一份照会，可能是以中文写成，据说文体混乱，令人毫无头绪，除了最后几句之外几乎不知所云。该照会似乎是要求伊里布制止定海居民滋扰英国人，因为据中英双方资料记载，定海人拒绝与“夷人”扯上任何关系，也拒绝卖东西给他们。伊里布渴望英国当局离开定海，撤回广州去。经过仔细考虑，他挑选了几名精明能干的官吏——张喜、陈志刚等——前往英国舰船上同英方谈判。他们以犒劳英军为名，带来牛、羊、鸡、鸭等。在双方争论中，英方说他们无意久踞定海，暂踞此地只因还未获琦善准许开放对英通商口岸；一旦与琦善达成最后协定，他们就撤兵。张喜等人发现，他们很难使英方改变主意。
10月27日，中方官吏再次到英舰送礼，并得到回赠之礼。英国人送张喜礼物时十分隐秘，甚至连陈志刚也不得其详，这可能就是张喜在日记中提到的两块表的来源。另据《抚夷日记》跋语，从1840年秋到1841年春，张喜上过六次英舰。
张喜的小传作者坚持认为，从始至终毫无差错地处理“夷事”的，只有伊里布一人。而伊里布能够做到这一切，则全靠张喜的能力。伊里布对俘虏很好，因为他希望用他们来交换定海。他发现很难找到合适的谈判人，屡次命人推举而不得获。此刻，张喜毫不犹豫地以英雄之姿站出来，自愿承担此事。他的朋友都为这项危险的事业感到担忧，不过，张喜的态度还是像往常一样坚定。《抚夷日记》中，《五品冠服张公小沧小传》（简称《张喜小传》）有如下记载：
驾一叶舟至火轮船，直达其大艇，踞见懿酋……等，晓以国恩及伊相德意，并责其狂悖，诱使该夷自请以地易人。……会夷酋张䜩，倾洋酒满巵进公，公一吸不留涓滴，磊落光明，毫无疑怖。该夷已服其诚，而尤敬其雅量。（《日记》，第106页）
张喜被英国军官视为酒鬼。有一次，伊里布派他到“皇后”号（Queen）船上去取英国医士推荐的药，张喜在下级军官船舱里喝多了，结果搞丢了和药放在一起的医嘱，导致其主一顿服用了两到三天的药量。因此，伊里布在签订《南京条约》时病得不轻。
在10月的谈判之后，虽然俘虏并没有立即得释，但是他们受到的待遇好多了。于是，11月6日浙江宣布停战，只有舟山群岛还由英军驻防，其他问题将到广州再讨论。15日，懿律离开舟山，前往广州。
到1840年年底，琦善与义律在广州的谈判达成了一些共识；但由于在割让香港这一点上的意见不一致，谈判最后还是破裂了。
1841年的谈判概况
1841年1月7日，靠近广州的穿鼻洋和大角岛两个炮台为英军攻占。道光帝听到消息后，命令前线所有将士奋勇杀敌，并多次催促伊里布进攻定海，勿再拖延，而事实上1月9日中英和谈已重新开始。义律于20日提出了初步条件，其中包括如下内容：中国割让香港；向英国政府赔偿洋银六百万圆；两国直接的官方交往应基于平等地位；广州开埠为通商口岸。英军将撤出定海、穿鼻洋等地，中国则应释放英方俘虏。琦善将《穿鼻草约》（Chuenpi Convention）的最新协议内容向道光帝汇报，并通知了伊里布。1月26日，英国旗帜第一次在香港升起。
受权刊发，选自《张喜与<南京条约>：1842年中英谈判内幕与细节》，邓嗣禹 著，彭靖 译，山西人民出版社 | 溯源 2025年12。
对于这样的结果，义律自然感到十分满意，他立即派快船发出命令，要求英军从定海撤军。与此同时，伊里布在玩弄政治手段。一方面，他向皇帝上奏，代表琦善要求皇帝同意割让香港给英国；另一方面，他有意拖延皇帝多次下达过的进攻定海命令，借口必须铸造新炮，增派援兵，才能取得战役的成功。
2月24日，英军最终从舟山岛的定海撤军，张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三位总兵接令押送俘虏至定海，张喜受命先行前往，仅携数人相随。2月23日当晚，他就睡在县廨，而三位总兵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到。另据《张喜小传》作者记载，英国军官罗伯聃（Robert Thom）企图破坏承诺，要求在撤离定海前交还俘虏，张喜为此非常生气。《张喜小传》的作者认为张喜在这件事上立了很大功劳。
遗憾的是，在给皇帝的关于收复定海的奏折中，伊里布和其他地方官没有提到这个插曲。他们只对英军那份声明感到担心：如果中方首先交出俘虏，英军可能就不会撤出定海。所以三位总兵被派到现场，用武力进行胁迫。张喜在收复定海中起到的作用，从一位在场英国官员的记述中，以及伊里布后来的认罪书中均可得到证实。
收复定海几星期后，张喜请假回家，接下来遭抓捕，押解至京审讯。伊里布没有执行道光帝进攻定海的命令，琦善擅自割让香港给英国人，因而激怒了道光帝，两人均遭革职召回北京。其他省的高官调查了他们与敌人私下勾结的情况，派张喜等人到英舰并宴请英国人之事此前一直保密，此时这一秘密活动也被发现了。主战派在朝廷相当有影响力，他们强烈反对此等抚绥策略。1841年2月23日，战争再起；5月27日，中国赎回广州。6月，皇帝指派亲王和高级大臣在北京审讯伊里布和张喜。《张喜小传》作者写道，主战派诽谤伊里布和张喜，伊里布被召回北京审讯，张喜则遭刑部逮下狱。
奉旨推勘，经十余次，公理直气壮，侃侃直陈，公卿动容，有以“不配”二字难之者（此谚语犹曰杀不上）。公乃曰：“当时配者固不乏人，何独使一不配者为之？正恐配者亦难免不配之。”诮难者结舌。或以刑威之。公则曰：“吾当渡海时，早置生死于度外，吾岂畏此？”承审官见其百折不回，方疏结昭雪宁家，伊相论戍。（《日记》，第106—107页）
1841年7月31日，伊里布和张喜接到裁决。有关对张喜的处理方式，审讯官员的奏折值得注意。其中一段文字如下：“张禧及外委陈志刚，前往夷船，讯系听从伊里布差遣，应免置议。陈志刚饬令仍回营，张禧即予省释。”
张喜对于伊里布十分忠心，主人被流放时，张喜跟随其左右服侍。与此同时，英国发动的战役正向中国内陆地区扩展，到1841年冬天及次年，定海和许多其他城市相继被占领。11月6日，浙江巡抚请求道光帝让伊里布和张喜继续主持前线事务，而直到1842年3月28日，皇帝接到第二次请求时才同意。4月4日，皇帝任命耆英为钦差大臣，伊里布署乍浦副都统。4月15日，他们分别起程，并于5月11日抵杭州。当时，张喜因病不能随伊里布同行。
不久，前线战况进一步恶化，并且危及南京。伊里布似乎没有张喜便无法工作，因此7月10日他亲自写信，派特使送到天津，要求张喜即刻赶赴南京。张喜于15日起程，到达目的地大约花了20天时间。
1842年的谈判概况
在张喜到达南京之前，1842年的外交谈判情况概述如下：早在2月12日，英文资料称呼为“白下士”（Corporal White）的陈志刚，就被扬威将军奕经派往宁波，询问英方是否有意讲和。英国人则坚持只同中方高官会谈，因此，这种尝试性会面一直拖到5月20日，伊里布遣陈志刚向英军投递公文，申明希望两国为大义议和。这是最终促成中英停战的一系列照会中的第一封正式照会。后来，在5月16日、20日，6月20日，7月3日、19日、21日、27日，8月1日、4日、5日等时间又有多次照会，这些情况在中英双方的资料里都有记载，照会通常由陈志刚传递。
直到1842年8月8日，张喜才加入外交谈判的行列。当时南京的形势已经非常危急，他和马儒翰（Robert Morrison）等人进行了一场漫长的争论，才得以推迟英军对南京城的进攻，并最终阻止了攻城行动。对于1841至1842年的战争进程和《南京条约》的会谈内容，张喜记录得十分详细，从《张喜小传》里也可见其要点。8月8日，他再次得授五品官服顶戴，被派至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舰上。他见到璞鼎查等人后勃然大怒，痛斥他们残害生灵的行为。《张喜小传》的作者说，英国人钦佩其毅勇，俯首就范，随即撤下预备发射的大炮及英舰上高悬的白旗。张喜就此解除危机。为此，江浙地区的士绅庶民饱含热泪，不胜感激，家家户户都欲为他祭祀（《日记》，第107页）。
这件事以友好方式解决以后，朝中想要张喜担军官之职，但是他谢绝了这份好意，表示希望能够回家照料父母。对于他的功劳，伊里布除了给他一千两银的旅费外，没有再给其他奖励。他把得到的钱分成三份：一份给父母，一份赠友人，剩下的用来买书。据说，他到家时已身无分文。
他的传记作者总结道：
公，豪杰士也，而独具理学至性，忠君孝亲，睦旅（族）敦友，于身心毫无玷缺，惟功高不赏，论者弗能无憾。迹公五十纳妾，连举二雄，谓非阴骘中来不可也。人爵不逮，天赏不更信乎！（《日记》，第108页）
《张喜小传》为张喜的宗弟张德坚（笔名：竹西外史）所撰，落款日期为咸丰二年立秋后五日（1852年8月11日），这表明1842年时张喜大概40岁。
《抚夷日记》的真实性与特色
尽管现行《抚夷日记》据称为据旧钞本重印，但其文本的传播历史已经不可追溯，《抚夷日记》的真实性自然会受到质疑。据日记附言所述，在张喜写的另外一部书《探夷说帖》中，记载了1840—1841年间，他在定海与英军六次会谈的情况。但是，这两本书都未被收入任何书目之中，现在他的日记突然出现在公众面前。虽然书前有伊里布写给张喜的亲笔信影印件，还有其他人的手书作为真实性证明，但是我们仍不知道此钞本原件的出处。校者在书中的夹注提到“一本”，似乎表明有不止一个钞本。由于这些原因，《抚夷日记》的真实性显然受到怀疑。
我付出许多努力，试图搞清《抚夷日记》钞本的来源，或者从出版此书的北平文殿阁获取关于文本传播历程的资料。洪煨莲（William Hung）教授和邓之诚教授等人也热心协助了搜寻工作。最终，承蒙燕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田洪都先生帮助，从文殿阁获得了关于《抚夷日记》来源的资料，得以知晓这本日记印自松村太郎先生持有的一份钞本副本。提供信息的人又说，日记出版后，松村先生已返回日本。因无法与松村先生取得联系，无论是想了解他对这本书的兴趣还是他的学术成就，都成了不可能之事。
在1941年5月14日的信中，洪煨莲教授回答了关于《抚夷日记》真实性的问题。他写道：“我觉得没有理由去怀疑日记的真实性，况文中所叙与英文记载相当一致。”
在《抚夷日记》中或许会注意到，张喜所叙之事，不仅和英国现存资料一致，而且和中国文书中的记载也相吻合。以下仅列举几例，加以说明：
《抚夷日记》第21页，耆英问张喜：“我听说你是逃了慌（荒）来的，何得穿戴尚如此体面？”张喜回答说：“衣帽全是借的。”耆英又问他：“连表都是借的吗？”
在英方资料中，据在场的年轻译员巴夏礼（Harry Parkes）记载：“张喜穿着漂亮，随身佩有两块极好的表。”这可能是1840年他在舟山时秘密接受的英国官员所赠礼物。
还有，根据《抚夷日记》，8月8日张喜和马儒翰、罗伯聃、璞鼎查会谈，其间他大发脾气，严厉斥责他们的行为。如果不是有一位英方见证人的话，这件事看起来有些难以置信，据英方说，此时张喜“勃然大怒，且绝对是冲他（罗伯聃）来的”。再列举一个事例，在8月13日的日记中，张喜写道：英国代表团秘书麻恭少校（Major Malcolm）非常生气，“屡作恨恨杀人之状”。在英文资料里，曾与璞鼎查共进早餐的海军上校利洛（Granville Loch）写道，麻恭与中方使节的会谈“极其令人不满”，因为他们没有拿来钦差大臣的凭证，等等。
针对某些事件，阅读《抚夷日记》有助于远东史学者更全面地理解西方著述。例如，安突德上尉去8月24日的会面见伊里布一事。穆瑞（Alexander Murray）的著作和《在中国的最后一年》（The Last Year in China）中记载，伊里布要求安突德上尉前去参加会面。“要求”的用词很奇怪，因为并没有这么做的理由。不过，张喜在日记中把这一点说清楚了。他说，8月20日，安突德在南京城门口等候伊里布，请求私下面见，以感谢伊里布释放他。伊里布拒绝单独面见，要求他去参加24日的公开会面。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此处无法穷尽，但在《抚夷日记》的评注中均已指出。
至于《抚夷日记》中材料与中文文献记载一致的，事例同样太多，实在无法在此处一一列举。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张喜的叙述都与中国的已刊或未刊文献相吻合，这些内容将在所添注记中说明。有如此之多的事例可以说明其记叙与中英双方资料一致，似乎可以认定此日记是一份可靠的文件。况且，我们找不到伪造这本日记的动机或目的。即便张喜赞成继续与英军作战，不愿媾和；即便张喜经常抱怨耆英待他不公，这些也构不成伪造日记的动机。
张喜的日记能和其他史料保持高度一致，可能有如下原因：一、张喜似乎每天都记录当天事务——本该如此——且全书完成于1842年；二、张喜与负责谈判事宜的清廷高官往来密切，所以他时常在谕旨公布之前就能知道内容。他引用公文时，通常采用与《筹办夷务始末》等资料中所录相同的词句；三、他只写自己确定的事情，正如他反复强调的那样，他不敢妄言。
张喜的《抚夷日记》中还保留着许多珍贵材料。他告诉我们有关中国那三位大宪许多有趣的内幕故事。例如，牛鉴认为，英国轮船的大轮子一定是靠公牛拉动的。英军推迟对南京的进攻后，三大宪觉得此事甚易对付，因而没有应允英方要看到全权谕旨、要加盖御宝等要求。张喜带回去的条约草案，他们甚至看都没看就交给了幕宾，而幕宾又去会见友人，直到第二天才回来。草约当日便须送还英方，幕宾亦不知其中条款内容。而在上英舰“皋华丽”号（Cornwallis）签订《南京条约》前夕，文中描述耆英非常害怕会被扣留。几星期后又有一说称，他已尽其所能，竭力安抚马儒翰。所有这些故事在英文资料中都能得到证实，从而说明其真实性。
张喜的日记中，还包含一部分已刊文献中难以见到的档案资料。比如，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授予璞鼎查全权负责条约谈判的“敕命书”，在哈佛大学维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或是芝加哥的图书馆都找不到，即使有图书馆的参考馆员热心帮助也没用。牛鉴等人汇报南京形势的快信并未收入其他中文档案；张喜所引的遣特依顺去前线的谕旨，还有未在乌尔恭额本人传中提及的入狱原因亦是如此。除此之外，张喜还为一些小官吏提供了简要的个人介绍，这是目前可资利用的最好的参考资料。
张喜的记述对于纠正其他著作中的错误也有助益。例如，根据英文资料记录，伊里布于1842年8月9日到达南京，但张喜日记中记载的是8月8日，与牛鉴所奏相同。1842年7月底，扬州城受英军威胁，捐洋银五十万圆以赎城，得免遭侵犯。《清史稿》和另几本重要的中文著作中，这个数字记载为六十万。然而，用张喜的日记对照中英文资料核实后，我们发现五十万是正确的数字。因此，《清史稿》等书中的数字应予修正。
最后，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张喜日记中详细记录了1842年5月20日的第一封正式照会，以及此后的一系列谈判。虽然这些记录也不会改变这一年的外交历史进程，但是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崭新的画面，因其中披露了谈判鲜为人知的内幕，而别处通常只用一两页带过。《抚夷日记》的写作风格简单明了，行文不算流畅文雅。作者自始至终使用第三人称，除了一些直接引用的对话，其他内容均用“喜”来指代自己。
日记原文的页码以括注的形式插入日记文本，指明该页文本的起始位置；正文和脚注中的征引则用“《日记》，某页”的形式。
如果要说张喜的日记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首先，张喜提到的地名通常只是风闻的，并非纸上读来，因此用字常有出入；其次，他记录事件的发生日期偶尔也会出错。例如，江阴失守的时间是1842年7月8日，而他记成了7月12日；圌山关失守是在7月10日，他记成了7月15日。还有一个事例，他说七月初二日（8月7日）是星期日，实际上是星期一。
这本日记的优点之一是记录详细，但也因此成为弊病之一。有时，他将琐碎的细节或不重要之事也都写进来，却略去了重要的事件。由于这个原因，我在翻译中也省略了日记中的几页。每次有所省略时，我都会指出并说明原因。从中英资料中收集的重要材料，则放在脚注中或作为补充材料注于每天的日记后。
总之，《抚夷日记》和补充材料清楚地表明了：一、《南京条约》的缔结是由诸多因素综合造成的，包括英国的军事强迫手段，耆英、牛鉴等人上奏时夸大其词的劝说，财政上的困难，中国人民对战争的淡漠，以及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求和主张；二、谈判的所有条款自始至终都由英国敲定，不仅有英语文本，也有粗糙的中文文本。协商条约时，英国礼仪性地允许进行一些批驳，但英国最初提出的一切要求，最后落实时几乎未加修改；三、中国的高官不仅不能胜任外交事务，不懂国际法，无法适应中国将来之参与，而且对自己面临的形势也十分无知，因为他们的情报工作做得极差；四、南京的官僚和英国人打交道时相当真诚，所知之事无所不言，但面对皇帝就没那么诚实了。尽管道光帝极为保守顽固，他也已在自己职责范围内竭尽所能，而南京的大宪们只关心一件事：赶紧恢复和平，让敌舰立即从长江江面撤走。
补充材料中还弥补了被张喜忽视的一些要点。譬如，8月16日的日记条目后附加了关于鸦片问题的简要讨论，不过仍不够充分；注250讨论了英国士兵在中国的行为问题。我最希望的还是，注释中所收中西双方的重要资料，对于不懂中文的西方学者能有所帮助，对于难以接触到编写本书时所引西方著作的中国学者也能有所助益。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