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会厅的水晶灯流光溢彩，香槟塔折射出细碎的光影，衣香鬓影间尽是商业场上的客套寒暄。我刚巡视完签约仪式的准备情况，身后突然传来一道颤抖的女声，带着难以置信的迟疑：“林远？”
我转过身，目光落在女人身上。她身着黑色晚礼服，颈间的珍珠项链在灯光下泛着冷光，手中的香槟杯微微晃动，显然是心绪大乱。而我制服上的徽章，无声地刻着二十年边疆岁月的印记——那是风沙磨出的棱角，是岁月沉淀的深邃。
“苏晴。”我轻轻点头，语气平静得像在问候一个多年未见的旧识，仿佛她只是我记忆里一个早已模糊的影子。可只有我自己知道，这简单的两个字，耗尽了我半生的克制。
时间仿佛瞬间倒流，回到了1988年那个蝉鸣聒噪的夏天。
那年，梧桐叶绿得发亮，苏晴坐在炕头，手里捧着一张烫金的录取通知书——清华大学，四个字在阳光下耀眼得让人挪不开眼。她兴奋地把通知书递到我手里，彼时我正蹲在地上修理家里唯一的收音机，螺丝刀还握在掌心。
我接过通知书，指尖抚过工整的字迹和鲜红的印章，看了很久很久，才缓缓递回给她，声音轻得像一阵风：“去吧。”
出乎我意料的是，苏晴没有丝毫欣喜。她把通知书仔细折好，塞进枕头底下，窗外传来邻居家孩子的哭声，打破了屋里的沉默。“我们离婚吧。”她突然开口，语气平静得可怕。
我的手猛地一顿，刚才还灵活操作的手指瞬间僵硬。收音机里传来沙沙的杂音，像是远方戈壁滩的风声提前预兆。我沉默了几秒，点头应道：“好。”
第二天，我们去了民政局。她穿一件干净的白衬衫，我依旧是那身洗得发白的军装。办事员是个年轻姑娘，看着我们崭新的结婚证，又看看我们凝重的脸色，欲言又止。
手续办得很快，苏晴签字时，手腕上的手表滴答作响，像是在为我们的婚姻倒计时。我没看她，目光一直落在窗外的白杨树上，树叶被风吹得沙沙响，像在替我们叹息。“孩子？”办事员问。“没有孩子。”苏晴抢先回答，我看了她一眼，终究什么也没说。
三天后，苏晴坐上了去北京的绿皮火车。我没去送站，那天我在军区接到了调令，要去西北边疆戍边。火车汽笛长鸣时，她透过车窗眺望站台，没看到熟悉的身影；而我背着行囊走出家门时，邻居李婶探出头问：“小林，真要走啊？苏晴呢？”“她去北京了。”我把家门钥匙交给李婶，转身消失在巷口。
西北的风，比我想象中更烈。运兵车在戈壁滩上颠簸，砂石漫天飞舞，几个新兵早已吐得昏天黑地。老班长王铁山拍拍我的肩膀：“习惯就好了，这里的风能把人吹成干尸。”
哨所建在小山包上，四周除了石头就是枯草。我的床铺靠着窗户，夜里能清晰听到风的呼啸。第一个晚上，我躺在硬邦邦的军用床上，盯着天花板的裂缝，直到天亮。王铁山问我是不是想家了，我翻身面向墙壁，说：“没有。”
白天的训练异常艰苦，五公里越野、负重行军、射击训练，我的手很快磨出了厚茧，脸也被晒得黝黑。晚上大家围在炉子旁，听王铁山讲他的故事。他说老婆当年嫌这里苦，跟别人跑了，说这话时他笑着，眼里却藏着落寞。我从不接话，我知道，在这里太感性，根本活不下去。
第一个冬天格外难熬，大雪围困哨所一个多月，食物短缺，我们只能吃压缩饼干泡雪水。我的嘴唇开裂出血，手脚长满冻疮，夜里疼得睡不着。王铁山每天都安慰大家：“坚持住，春天就好了。”可等春天真的来临时，我已经瘦了二十多斤，照镜子时，发现自己的眼睛深了许多，像藏着无尽的风沙。
后来，我成了老兵，带起了新人。因为话少、脸色冷峻，新兵们背地里叫我“林石头”。王铁山笑着解释：“这样也好，在这里太感性活不下去。”
第五年，我收到了老家战友小张的信，信里说苏晴已经毕业，在北京找了好工作，还问起过我的近况。我把信看了两遍，点燃火柴，看着字迹在火焰中化为灰烬。第十年，母亲病重，我申请探亲假回家，母亲拉着我的手哭：“苦了你了。”她还说，苏晴前年回来过，问起过我。我依旧沉默，半个月后，母亲病情好转，我便匆匆归队。
第十五年，我升为少校，哨所里举办了庆祝会，围着篝火唱歌喝酒时，我想起了很多往事，那些战友、那些岁月，还有那个模糊的女人。第十八年，我调到团部工作，离开了待了十八年的小山包，心里竟有些不舍。第二十年，我面临抉择：继续服役会去更远的地方，转业则能回老家。我沉默了很久，说：“转业吧，该回去了。”
脱下军装那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四十岁的年纪，鬓角已生白发，陌生得让人心酸。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回到老家，城市早已变了模样，平房变楼房，土路变柏油路，站在火车站广场上，我恍如隔世。
李婶认出了我，拉着我的手激动得落泪，她把我带回家里安顿，还提起苏晴：“那丫头前些年回来过，现在在省城工作，混得不错。”我整理行李的手顿了顿，没有回应。
后来，我在人才市场找了份建筑公司的工作。老板陈总是个爽快人，看重我的管理能力和执行力，把我安排在项目部。我把部队的管理方法用在工地上，严格执行计划，不允许丝毫拖延。三个月后，项目进度超前，质量过硬；半年后，我负责的重点工程获得省里优质工程奖；一年后，我成了公司的副总经理。
我的生活渐渐稳定，在市中心买了套小公寓，简单装修，一如部队宿舍般整洁。同事们觉得我孤僻，却都很尊重我。小王热心地要给我介绍对象，我笑着拒绝。我以为，我的余生就会这样平静度过，那些过去的人和事，早已被边疆的风沙掩埋。
直到那天，公司要和省城的华泰集团合作一个大项目，我代表公司出席签约仪式。在酒店大堂迎接合作方时，我一眼就认出了人群中的苏晴——黑色职业套装，精致妆容，头发一丝不苟，俨然一副女强人的模样。
她也认出了我，脸色瞬间苍白，手中的公文包险些滑落。“林远？”她的声音在颤抖。“苏晴。”我点头，语气平静。周围的人都察觉到了异样，大堂的背景音乐仿佛成了背景音。
“你怎么会在这里？”她努力平复心绪。“我在这里工作。”我反问，“你呢？”“我是华泰集团的副总，来谈合作的。”她看向身边的同事，语气有些不自然。我愣了一下，原来我们竟是合作双方。
陈总走过来打圆场，热情地和苏晴握手：“早就听说华泰的苏总是女强人，今日一见名不虚传！”苏晴勉强笑了笑，握手时，我察觉到她的手有些发凉。
签约仪式很顺利，看着台上苏晴签字的模样，我恍惚间想起二十多年前民政局的那个下午。晚宴上，我们坐在不同的桌，偶尔对视一眼，又快速移开，默契地保持着距离。
晚宴快结束时，我看着苏晴起身去洗手间，犹豫片刻，还是跟了过去。洗手间外的休息区，她背对着走廊站着，我走过去叫她：“苏晴。”
她转过身，眼中带着湿润：“你还好吗？”“很好。”我点头，“你呢？”“也……也好。”她声音哽咽，“这些年，我常常想起你。你恨我吗？”
“不恨。”我声音很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可是我……”她欲言又止。“过去的就过去了，我们都有新的生活。”我打断她，转身要走。
“林远！”她叫住我。我停下脚步，没有回头。“对不起。”她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我沉默了几秒，继续往前走，没有回头，也没有回应。
第二天送行时，我们的手轻轻一碰就分开，只互道了一句“合作愉快”。后续的合作中，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所有对接都由下属完成。项目完工的庆祝会上，华泰集团派了其他代表，说苏总太忙，让他代为祝贺。我接过礼品，平静地道谢。
陈总在庆祝会上宣布，要成立分公司，让我当总经理。那天晚上，我独自走在街上，城市的夜景很美，霓虹灯闪烁，车流如织。我想起边疆的星空，想起哨所的篝火，想起那个年轻的女人和她的梦想。
路过一家亮着灯的书店，我走了进去，随手拿起一本小说，封面上写着：“时间可以改变一切，除了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我把书放回原处，转身离开。
周末的午后，我泡了一壶茶，坐在阳台上看书。阳光很好，微风轻拂，远处的山峦在夕阳下泛着柔和的轮廓。陈总打来电话，说明天有个商会年会，让我一起参加。我答应了。
合上书，我看着窗外的夕阳，忽然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归途，只是有些路走得更远一些。那些过去的爱恨纠葛，早已在岁月的流转中释然。时间是最好的治愈师，也是最公正的裁判，它让我们在各自的人生轨迹上前行，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第二天的酒会，我如期出席。穿梭在人群中，我不再刻意回避什么。或许，人生就是这样，有些重逢是为了告别，有些相遇是为了释然。曾经的遗憾与伤痛，都成了成长的勋章。
我端起酒杯，敬过往，敬岁月，也敬那个在边疆坚守二十年的自己，敬那个勇敢追求梦想的她。往后余生，各自安好，便是最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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