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曾克林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司令员，手下指挥数万官兵。而九年后的一九五五年授衔时，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对比他这九年间的职务起伏，从纵队司令员之后担任战车师师长、空军旅长等职务。在我军众多将领中，只有曾克林一个人曾在陆军、空军、海军都担任过领导职务，他这五次调动岗位的任职路线，是紧紧跟随我军从单一兵种向现代化合成军队转型的历程。
一九四六年冬天，南满地区天寒地冻。国民党军队凭借美式装备，不断压缩民主联军活动空间，根据地在逐渐缩小。此时，三十三岁的曾克林接到调令，出任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和司令员萧华一同承担起稳定战线的重任。
当时民主联军兵力不足、装备落后。曾克林用灵活战术，避免和敌人正面硬拼。他带领部队在赛马集、爱阳边门等地和敌人周旋，采取运动防御、层层阻击的做法，主要目的是拖住并消耗敌军。部队常在深雪中行军，指挥所也随之频繁转移。
凭借着顽强坚持，他们度过了最艰难的阶段。也正是因为在这场苦战中表现出色，曾克林后被任命为三纵司令员，这是他第一次独立指挥一支军级部队。
在“四保临江”战役胜利后，南满战局逐渐扭转。到了一九四八年春天，东北战场即将展开大规模城市攻坚战。为了增强主力部队的战斗力，上级决定调整各纵队指挥员。以勇猛善战著称的韩先楚接替曾克林，担任三纵司令员。曾克林则先调到辽南军区工作，后又出任七纵副司令员。
从主力纵队司令员，转为二线军区领导，再调任其他纵队副职，这次调整是基于不同阶段对指挥员特点的考量。曾克林接到命令后马上奔赴新岗位。在随后的锦州战役中，他以七纵副司令员身份，协助司令员邓华完成了上级下达的攻城任务。
在辽沈、平津等大战结束后，中央意识到，未来战争不能只靠步兵。一九四九年二月，曾克林在天津接到任命：担任东野战车师师长。这意味着他将离开自己熟悉的步兵，从头开始组建我军第一支装甲兵部队。
在很多人看来，从指挥几万人的纵队司令，改为带领一个新成立的技术兵种，明显是“降职”。但曾克林并不这样认为，他看到的是部队未来发展的需要。
组建战车师有着很多难题：从各部队调配来的坦克型号杂乱、零件短缺，更没有懂技术的官兵。他随后带领骨干人员虚心向留用的技术专家请教，组织翻译外文说明书，在摸索中逐步建立规章制度。
仅仅几个月后，这支刚刚组建的战车部队便驾驶坦克驶过北平前门，参加入城式，让老百姓第一次看到了解放军的机械化力量。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空军建设尤为迫切。开国大典结束只有一个月，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曾克林的工作再次变动。他调任空军第四混成旅旅长，这是空军第一支完全具备作战能力的航空兵部队。曾克林的工作又从地面转向天空。
当时的混成旅装备简陋，飞机来自不同渠道、型号混杂，飞行员也来自四面八方，既有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也有东北老航校培养的骨干。曾克林的任务是把这支队伍凝聚起来，训练成一支纪律严明、真正能升空作战的部队。
他那段时间频繁往返于上海、南京等地机场，紧盯飞机检修，监督飞行训练，和官兵共同制定飞行和地面保障规范。这支在他手中打下基础的部队，后来成长为空军多支王牌部队的摇篮。
担任航空兵旅长后，每天和飞机、飞行员打交道，自己却不会飞行，曾克林总觉得有所欠缺。一九五零年，三十八岁的他下定决心：进入航校，从头学习飞行。随后他成为牡丹江空军航校里年龄最大、职务最高的飞行学员。
在身体素质上，他自然不如年轻学员，但他刻苦钻研的态度值得大家尊敬。一次飞行训练中，他全心琢磨操作动作和飞行姿态时，竟忘记放下起落架，直到教官在耳机中紧急提醒，他才迅速纠正。
正是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头，他最终完成全部训练科目，成功实现单飞。这段亲手操纵飞机的经历，使他对空军建设和飞行员需要有更具体的理解。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我军在天空与海洋方面暴露的短板，促使国家加快海空力量建设。一九五二年，一纸调令又把曾克林和海军紧紧联系起来。他调任海军航空兵副司令员，参与这一全新兵种的组建工作。至此，他成为唯一在陆军、空军、海军都担任过建设任务的将领。
当时的中国海军航空兵几乎从零起步：飞机数量有限、沿海机场条件艰苦，海上飞行和作战经验更是空白。曾克林融合了陆军带兵作战和空军组建训练的经验，带领参谋人员研究海上气象对飞行的影响，特别强调飞行员必须和舰艇部队协同训练，这些基础工作，为海军航空兵日后形成战斗力铺设了道路。
一九五五年秋，我军实行军衔制，曾克林被授予少将军衔。在他的履历中，几个重要职务依次排列：第三纵队司令员、战车师师长、空军混成第四旅旅长、海军航空兵副司令员。这条任职轨迹，并不是直线上升的晋升路线，而是一条紧跟军队现代化转型、起伏前行的特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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