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张爱萍病逝，一位97岁开国少将对其遗像敬礼，引得众人落泪|开国少将|炮兵

1949年4月22日凌晨，长江北岸的滩涂上，冷雾缭绕。华东野战军炮兵纵队司令陈锐霆举着望远镜，死死盯着江面那艘正试图穿行的英国“紫石英”号驱逐舰。他低声提醒身边的火炮指挥员：“要是它再不掉头，就开火。”几分钟后，炮弹呼啸而出，“紫石英”号被迫搁浅。消息飞速传到军部，时任四野副师长的张爱萍听完哈哈一笑，随即给前线发电：“好！敢打硬仗，算英雄。”这种相互欣赏的情谊，自1941年的初见便扎下了根。

时间拨到2003年7月5日，北京的空气闷热，让人喘不过气。一张盖着黑纱的遗像摆在客厅中央，来吊唁的群众把胡同口挤得水泄不通。那位已经97岁、腿脚颤抖的陈锐霆，靠着警卫搀扶缓缓走进屋子。站到遗像前，他先深吸一口气，抬手敬礼。动作并不利索，却纹丝不乱。四十秒，屋里静得只剩啜泣声。等老将军手臂放下，泪水已经浸透了他的领章。张翔轻轻扶住他，哽咽未语。那一幕，成为送别仪式里最沉重的定格。

两位老人之间的缘分，要从1941年皖南事变后说起。那一年，新四军急需熟悉炮兵业务的指挥员，而陈锐霆正筹划率部反正。毛泽东和朱德4月17日电复“同意起义”，走向了他们命运的交汇点。4月23日夜，陈锐霆率部抵达四师驻地，天空飘着细雨，迎接他的是身着旧棉衣却精神抖擞的张爱萍。两人一握手，都留意到对方掌心的茧子——从炮筒和长途跋涉中磨出的硬茧。那一刻，他们互看一眼，心照不宣：终于找到并肩作战的同志了。

改编大会上，张爱萍把新加入的官兵称作“自己的兄弟”，并当场宣布陈锐霆出任独立旅旅长。接下来的日子并不平静。不到十天，就爆发了泗县哗变。深夜枪声乍起，陈锐霆身中三刀一弹，靠顽强意志稳住局面。张爱萍闻讯后星夜兼程带人救援，送来最紧缺的磺胺粉和纱布。病榻旁，他一句“有我在，放心养伤”，让重伤的陈锐霆红了眼圈。此后，“并肩”二字，被他们用血写得沉甸甸。

抗战后期，三师大会操那场自罚十分钟的风波更让陈锐霆对张爱萍佩服得五体投地。成排的新棉军装里，副师长张爱萍因临时接受师长黄克诚召唤而晚到四分钟。操典结束，他当着万人宣布自罚站立十分钟。将领自罚的场面并不常见，兵士们随即自发陪他站立。陈锐霆心里琢磨：有这样的长官，这支军队打不胜仗才怪。

1947年鲁南战役后，大批美式火炮成为战利品。华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把特种兵纵队的指挥权交到陈锐霆手中，同时任命他兼任炮兵司令。短短一年，他就把杂牌火炮改编成颇具威力的炮群，为孟良崮和淮海的胜利连下重注。每次，张爱萍都会远程写信：“老陈，炮打得漂亮！”寥寥数字，却比勋章更珍贵。

解放后，两人再度同城共事。1952年秋，陈锐霆调入中央军委炮兵，住在中南海附近的老旧平房；张爱萍则在总参负责作训。午休时，他们喜欢相约木樨地的小茶馆，军装穿得笔挺，倒上一壶热茶，彼此交换情报口径，也偶尔争得面红耳赤——两人都带着黄埔时代的骄傲，谁也不甘示弱。争论完，抬脚跨门，依旧是肩并肩。

1964年，国家决定在连云港地区建设首个地地导弹实战基地。张爱萍担任国防科委主任，带队踏勘；陈锐霆负责选址和技术论证。滚烫的黄沙、密布的盐碱滩，都挡不住他们的脚步。一次下山，七十多岁的陈锐霆膝盖突发酸软，差点摔倒。张爱萍二话不说，一把架起老友，一路搀着走完陡坡。晚饭时，他端来热毛巾，半开玩笑：“老陈，你的炮还能开火，膝盖却先缴械，可不行啊。”自嘲中是掩不住的关切。

时间滚滚，时代日新。进入八十年代，两人相继离休，却仍在各自战场奔忙。张爱萍主持研制“两弹结合”试验装备，陈锐霆注重常规炮兵现代化。有时候，陈锐霆把一堆密密麻麻的笔记送去请张爱萍过目；张爱萍回赠刚出版的《回忆与思考》，书页上用瘦劲小楷写着：“与君共勉。”那根藤条拐杖，便是这段友谊最温暖的信物——高挑的陈锐霆握着它，总爱说一句半玩笑话：“这是张爱萍的家伙，看着就有底气。”

1999年岁末，张爱萍九十寿辰。客厅挂着他亲笔所书的《九秩自况诗》：此身九秩不忘根，失志追索向阳春。宾客纷至，惟独陈锐霆迟迟未到。原来他正在医院复查老伤，得知消息后坚持拄杖赶来。两位老人握手寒暄，竟像年轻时在前线对点炮兵口令，言语间仍是一股子军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