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4日深夜,东京皇居地下的防空洞里闷得像个蒸笼。

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男人对着一支破旧的麦克风,手抖得拿不住纸条。

录音师都喊停了好几次,因为他声音发颤,气都喘不匀。

就在刚才,广岛长崎已经被那两颗“怪弹”抹平了,苏联红军正在东北像切豆腐一样平推关东军。

这事儿吧,简直就是战争史上最大的黑色幽默。

大家都普遍认为8月15日的《玉音放送》是日本投降的标志,其实你要是像法医那样去剖析那份《终战诏书》,就会发现这压根不是认罪书,就是一份精心设计的“甩锅声明”。

他用的是“终战”,绝不说“败战”。

这种把穷凶极恶的侵略者硬生生包装成忍辱负重的受害者,这手段简直是把“双标”玩到了大气层。

要把这逻辑理清楚,咱们得先打破那个被战后美军和日本保守派联手编织的鬼话——“天皇只是军部的傀儡”。

长久以来,大家都信了个邪,觉得他就是个无辜的小白兔。

全是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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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把日历翻回1937年,卢沟桥事变谁签字增兵?

裕仁。

1938年武汉会战,谁批准在战场上用了几百次化学武器?

还是他。

甚至到了1941年,那一纸对美英宣战的诏书,也是他亲自盖章认可的。

莱特湾海战怎么打,他都要插嘴。

这哪是什么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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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明明就是那个站在金字塔尖、把全亚洲当筹码的疯狂操盘手。

等到1945年夏天,底裤都输光了,需要有人买单的时候,这位操盘手展现出了惊人的逃生本能。

当时日本败局已定,但裕仁关心的根本不是怎么让老百姓少死点人,而是怎么保住“国体”,说白了就是保住他的皇位和那颗脑袋。

波茨坦公告明明写着要求“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可是法律铁律。

结果呢?

他和那帮谋士玩了个偷天换日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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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诏书里说开战是为了“东亚的解放”和“日本的自存”,把侵略中国十四年的血腥账本一笔勾销;他又特意强调停战是因为敌人用了原子弹,暗示“非战之罪,实乃天亡我”,把自己描绘成科技暴力的受害者。

这一招太毒了。

当时好多日本人听完广播,第一反应竟然不是“我们输了”,而是“陛下为了百姓太仁慈了”。

这剂精神麻醉针一打,直接切断了反思的神经,直到现在日本那边还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完全忘了自己先是个加害者。

美国人当时打得也挺累,加上为了以后在远东对付苏联,麦克阿瑟需要一个稳定的日本,需要利用天皇的权威来控制局面。

于是,一场肮脏的政治交易就这么成了:美国接受了这份没有“投降”二字的诏书,保留了天皇制,甚至让裕仁逃脱了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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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东条英机那七个倒霉蛋上了绞刑架,真正的带头大哥裕仁却换了身西装,成了“和平象征”,到处巡视扮慈祥老爷爷。

这就相当于黑帮老大把小弟推出去顶罪,自己摇身一变成了居委会主任,这是对几千万冤魂的二次侮辱。

这种历史的扭曲一直延续到今天。

每当中国或韩国要求日本道歉时,日本官方总会拿出一套似是而非的说辞,什么“深表遗憾”之类的废话,但就是不肯像德国总理勃兰特那样惊天一跪。

究其根源,就在那份1945年的诏书里。

既然当年的“神”都没认错,现在的凡人政府凭啥低头?

日本右翼教科书里那些对侵略事实的淡化、对南京大屠杀数字的质疑,全是从那四分钟录音里抄来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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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声音虽然听着断断续续,却像个咒语一样,把日本真正反省的大门给焊死了。

抗战胜利是中国军民浴血奋战十四年换来的,是大家伙儿一起打出来的,绝不是那个躲在皇宫里的天皇“恩赐”的和平。

所谓的“终战诏书”,不过是一个战犯在穷途末路时为了逃避审判而编织的狡辩状。

看清这一点,咱们才能明白为什么历史问题在东亚始终是个死结。

直到1989年裕仁咽气,他那个用来签字发动战争、最后又用来逃避审判的印章,还安安稳稳地躺在皇居的书房里。

参考资料:

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