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宝玺，乃清代乾隆皇帝亲自主持厘定、钦定的代表国家最高政权的二十五方御用国宝总称。这组宝玺不仅是皇权的物质载体，更是清代王朝礼制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厘定过程蕴含着乾隆皇帝规范政权运作、梳理历史传承的深远考量，成为清代政治与文化融合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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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隆皇帝之前，清代御宝的管理与使用长期处于相对混乱的状态，既无明确的数目定制，也无清晰的用途规范。追溯至清初，自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历经皇太极改国号为清、顺治帝入关定鼎中原，历代君主皆有御宝留存，但因王朝初创时期礼制未备，御宝的添置多随事而定，缺乏系统规划。至乾隆初年，宫廷内可被视作国家御宝的印玺已达二十九种、三十九方之多。更令人困扰的是，由于前代文献记载多有失实，部分御宝的初始用途早已模糊不清，后世对其认知更是存在诸多偏差，甚至出现错用、滥用的情况，这与乾隆皇帝追求“大一统”王朝的规范治理理念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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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扭转这一混乱局面，厘清御宝的历史脉络与政治功能，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皇帝下令对前代留存的所有御宝进行全面的考证、甄别与排次。他亲自参与审定，依据御宝的用途、历史渊源及象征意义，最终将国家御宝的总数正式定为二十五方，并以圣旨的形式详细界定了每一方宝玺的使用范围，确保“宝有所归、用有所循”。这二十五方御宝各有专属职能，涵盖了皇权运作的各个核心领域，具体包括：象征王朝正统性的“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用于日常政务发布的“皇帝之宝”（二方）、“天子之宝”；维系皇室宗亲关系的“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亲之宝”；处理军国要务的“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彰显治国理念的“敬天勤民之宝”；发布重要诏令的“制诰之宝”“敕命之宝”；传承治国方略的“垂训之宝”“命德之宝”；推动文化建设的“钦文之玺”“表章经史之宝”；强化地方治理的“巡狩天下之宝”；维护国家统一的“讨罪安民之宝”“制驭六师之宝”；规范邦交与民生的“敕正万邦之宝”“敕正万民之宝”，以及象征皇权至高无上、涵盖万物的“广运之宝”。这二十五方宝玺相互配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皇权行使体系，精准对应了皇帝作为国家元首、皇室宗长、军事统帅、文化领袖等多重身份的权力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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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宝文的规制上，乾隆皇帝同样倾注了大量心血，力求满汉文化的协调统一。乾隆十一年初定的二十五宝御宝中，除一方青玉质地的“皇帝之宝”采用纯满文篆书外，其余二十四方均采用满文本字与汉文篆书双文并刻的形式。这种文字布局既体现了清代“满汉一家”的治国方略，也彰显了对汉文化传统的尊重。然而，乾隆十三年（1748年），清廷成功创制出规范的满文篆体，为使御宝上的满汉文字书体更为协调美观、体例更为统一，乾隆皇帝再次下旨对御宝进行改镌。考虑到“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以及青玉“皇帝之宝”这四方宝玺早在清军入关之前便已启用，承载着清初创业的历史记忆，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乾隆皇帝特别强调这四方宝玺“不宜轻易改镌”，予以保留原貌；其余二十一方宝玺则全部重新镌刻，将原本的满文本字统一改为新创制的满文篆书。我们如今所能见到的清代二十五宝玺，便是经过此次改镌后的最终形制，其文字书法严谨规整，满汉双文相得益彰，成为清代文字艺术与宫廷礼制融合的典范。
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二十五宝玺的收藏与保管始终遵循着最为严苛的规制，平时密藏于紫禁城核心区域的交泰殿内。交泰殿位于乾清宫与坤宁宫之间，取“天地交合、康泰美满”之意，是清代皇帝举行册封皇后、存放皇权信物的重要场所，将二十五宝玺藏于此地，足见其地位之尊崇。每一方宝玺都配有专属的宝盝，一宝一盝，互不混淆。宝盝为双重结构，均采用优质木材制作，外饰精美的雕刻与漆艺，做工考究，尽显皇家气派。宝盝整齐排列在殿内的木几之上，木几两侧与御座之后皆有分布，每只宝盝外部还罩有绣工精湛的龙纹黄缎罩，既起到防尘防潮的保护作用，又进一步凸显了御宝的神圣与威严。唯有在皇帝举行重大典礼、发布重要诏令等特定场合，需使用某方宝玺时，才会由专人按照严格的流程取出，使用完毕后立即送回交泰殿封存，全程有多人监督，确保万无一失。
从器物本身的艺术与历史价值来看，二十五宝玺堪称清代宫廷文物的巅峰之作。其质地丰富多样，涵盖了银镀金、各类美玉（包括和田玉、青玉等）、栴檀木等珍贵材质，每一种材质的选择都与宝玺的功能、象征意义相契合；印纽的设计则更为精妙，主要采用交龙、盘龙、蹲龙等造型，龙纹雕刻栩栩如生，或威严庄重，或灵动矫健，尽显皇家龙纹的霸气与精美，展现了清代顶尖的雕刻工艺水平。更为重要的是，这二十五宝玺不仅是工艺精湛的艺术品，更是承载着清代历史脉络的重要典章文物。它们见证了乾隆时期国家的统一与强盛，记录了清代礼制体系的完善过程，其本身的存在、厘定与传承，都成为研究清代政治制度、文化政策、工艺水平的重要实物佐证，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编辑：侯燕
审核：魏吕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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