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1月的一天，北京南苑机场的跑道上霜气未散，秦基伟抱着一只随身公文包快步登机；机舱门关上时，他还没来得及给家里打电话。昆明的夜寒被甩在云层下方，周恩来总理派来的这架专机，就这样把他带向未知的处置结局。
飞机落地后，车辆直奔京西宾馆。起初几周，招待所里气氛紧绷，值班员说话都压着嗓子。秦基伟却故作轻松，坐公交车跑去天安门看国旗升降，又在王府井转悠。街头熙来攘往，他却清楚自己暂时不属于这座城市的节奏。
三个月后，女儿畹江抵达北京。门刚推开，父亲一句“家里可好？”脱口而出，话音抖了两下，已隐含太多不确定。畹江笑着回答：“一切都行，大家就盼您早点回去。”十几岁的女孩，如同带进馆里的一束暖光，帮父亲抵御漫长的等待。
1968年春，秦基伟被转到海运仓招待所。在那排平房里，他遇见李成芳、胡荣贵、张子明……都是原昆明军区的伙伴，大家交换消息，没人能给出清晰的归宿答案。傍晚若有半瓶白干，几位将军常围着小方桌大声争辩：战区体制、后勤改革、如何练兵——议题热烈得像作战会议。
1969年9月，中南海来电：几位云南系统的干部需离京赴广州军区报道。火车从北京一路南下，长沙站却突然终点。湖南省委招待所的房间窗棂透风，墙上的日历提醒他们已是深秋。几天后，全部人被送到汉寿西湖农场“参加劳动”，理由简单：接受锻炼。
农场条件拮据，主食是红薯干，油星子难得见面。秦基伟被分在种菜班，他不声张军衔，只在小本子上记下播种时间、施肥配比、天气变化。翻阅《南方蔬菜栽培》时，他边看边嘀咕：“数据得靠田里验证。”战士们开始觉得这位“老秦”有点认真过头，但很快被37斤重的大冬瓜征服。
对话只出现过一次突兀的冲撞。班长小苏将粪肥撒在薄泥上，转头吆喝：“畹江，下去插苗！”女孩没皱眉，卷起裤脚就跳进地里。晚上，小苏略带歉意地说：“同志，女娃吃苦了。”秦基伟摇摇头：“娃平时比你们还硬气。”几句交流，尴尬散去，彼此都记住了尊重。
1971年春天，外部气氛松动。经过早操场时，秦基伟低声同女儿说：“估摸快了，我们的下步岗位八成定在军区副职。”他不是对官衔放不下，而是对重新干事有期待。如果猜测成真，他想主动请缨分管军区农副业，“两年多的实践不能白费”。
然而意外先来。一次搬运肥料的滑倒造成肩锁关节严重损伤，长沙163医院诊断后立即转至灰汤364医院。石膏吊着右臂，他仍琢磨四川、云南高原部队的菜篮子工程，一个偶然听见护士议论“部队自种蔬菜可减后勤负担”，他立刻让人找来纸笔，写下十余条改进意见。
1973年4月，中央通知他回京参加五一游园。久别重逢的昆明旧友在海运仓招待所一桌合菜前红了眼眶，话题从家庭聊到兵权，再落到彼此的健康。五月底，周总理单独见他，声音温和而坚定：“愿不愿意到国务院来？”秦基伟答得干脆：“组织安排，全部服从。”心里却依旧惦念军营枪声。
随后数周，叶剑英元帅再次谈话，明确“考虑让你回部队”。临别时叶帅补了一句：“把身体先养好，部队要能打仗的人。”七月中旬，任命电报抵达西湖农场：秦基伟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汉寿的烈日炙烤着稻田，他却笑言肩膀忽然不疼了。
离开农场那天，小苏班长跑来帮忙抬行李，军礼打得格外标准。秦基伟没多说，只递过去一包在城里买的红糖，说是给连队年轻兵补体力。列车汽笛长鸣时，他把窗拉开：“好好种菜，战士伙食要跟上。”小苏朝车厢喊：“司令放心！”
1985年盛夏，北京军区大院门卫送进两桶海味干货，署名“广东苏某”。秦基伟不吃海鲜，却吩咐炊事班给全团改善一顿。他看着配送单，语气轻淡：“农场那小苏，比我先兑现了军中情义。”
回顾1967到1973走过的轨迹，秦基伟被抽离指挥席、投向农田、再回到军区。期间并无戏剧化的高官剧本，只有一名老红军对工作本能的投入——无论在战场还是菜畦。他当年那句“由我分管农副业”，终究未获批准，却提前替无数基层分队试验了自给自足的模式，这份价值没有写进简历，却深埋在部队后勤的泥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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