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深秋，北京西郊一处军休所的白杨叶子沙沙作响。七十六岁的丁盛拄着拐杖在走廊里踱步，他突然对值班卫生员说了一句：“从穷孩子到将军，我没欠谁。”话音不高，却把走廊尽头的几位老兵叫回了往事。
那年头，人们提到丁盛，总习惯在他名字前加一句“被开除军籍”。组织处分像一枚冷硬的印章，一下子把荣誉和风光全部压扁，可丁盛本人似乎并不在意。有人好奇问他后悔不，他摇头：“一九三〇年要不是看见红军从村口经过，我大概还在放牛。既然选了这条路，后面所有账一起算。”
时间拨回到一九三〇年夏天，江西瑞金郊外，十七岁的丁盛攥着挑柴的扁担，看着红四军第一纵队列队而过。饥饿、地主债、父亲的沉默都堵在心口，他索性丢下扁担追了上去。报名册上写下名字的那刻，他还不知道通往前方的是旷日持久的炮火与长征。
红军里通讯员不好当——山路险，封锁线密。丁盛腿快，胆子也大，三次反“围剿”期间，他钻林子、趟河沟，没有一次误点。王稼祥看在眼里，拉着他蹲在草地上画字母：“小丁，识几个字？”丁盛老实回答：“只会写自己名字。”王稼祥随手折根树枝，“那就从‘人’字开始。”
一九三四年长征动身，赤水河畔夜雨冷得刺骨。娄山关前线，丁盛右腿中弹，被担架抬下阵地。卫生员塞给他几块银元，意思是留在当地养伤。他咬牙扔回去，拖着伤腿追上纵队。后来回忆那一刻，他只说：“不想掉队，怕再也看不见队旗。”
到陕北后，他进了红军大学，第一次捧起厚厚的《资本论》却一句不懂。指导员笑他急，他硬着头皮每天抄段原文，熬了半年总算啃完第一卷。延安窑洞里煤油灯昏黄，丁盛自嘲：“我这个半文盲，被逼成了夜校生。”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晋察冀根据地缺干部，聂荣臻把名单摊开：“老丁去平西，看得住那口锅。”于是有了冀东失利后的艰难回撤，也有了平西山林间的游击烽火。几年后聂帅在张家口又见到他，拍拍肩膀：“这个团是块料，你得管住。”那番嘱托，他至死都记得。
东北解放战争打响，丁盛当上二十四师师长。四平街巷硝烟弥漫，他站在路口大吼：“别磨蹭，抄巷子！”晚上清点伤亡，他把帽檐压低，谁也没看见他眼圈通红。辽沈告捷后，部队南下平津，他指着天津卫城楼说：“今天打得狠点，百姓明早就能开门做买卖。”
新中国成立后，丁盛官至军级。五十年代从北京调去南方，他常常讲一句话：“老区出干部，不是给你摆谱的。”下连队查灶房，一脚踢开锅盖，看见糟糠掺米的稀饭，当场拍桌子让勤务兵把自己的军供粮分一半。
然而命运拐了弯。八十年代整党期间，丁盛因历史问题被定性处理，军籍、党籍连同头衔一并撤销。公告贴上墙，他只是嗯了一声，随后摸出钢笔在回执上写：丁盛，服从。那一手歪斜却有力的字，像当年陕北窑洞练出来的。
隔年在老部下聚会上，有人不平：“师长，委屈啊。”丁盛摆手：“别胡说。组织有组织的考量，我们有我们的初心。”他没再解释，也不写回忆录。唯一一次对年轻记者提及往事，只留下一句：“我这一生，无怨无悔。”
一九九九年初冬，丁盛病危。护士听见他轻声念：“通讯员到——”随后心电图归于平线。骨灰盒入土那天，几位曾经的老战士把一条褪色的红腰带放进去，那是长征途中他系在腰间的信袋。
回看丁盛的轨迹，从放牛娃到将星，再到被开除军籍，起伏跌宕。但在他自己看来，衡量一生只是两句话：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除此之外，没有多余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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