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谢汉光同志,中央批准恢复你的党籍!”

一九九四年,广东丰顺县的一个破旧农房里,中组部的调查员紧紧握住了一位老人的手。

这老屋子光线昏暗,空气里还飘着一股霉味。眼前的老人头发全白了,背驼得像张弓,手里拄着根被磨得发亮的拐杖,听到“同志”这两个字的时候,那双浑浊的眼睛猛地瞪大,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周围的邻居都看傻了眼,一个个伸长了脖子往里瞅。

这不就是村里那个“叶依奎”吗?平时看着孤苦伶仃的,领着每个月一百二十块钱的“困难补助”过日子,话都说不利索,怎么突然就惊动了北京的大领导?

谁也没想到,这个被村里人当成“累赘”照顾的贫困台胞,竟然藏着一个能把天捅破的秘密。

他根本不是什么普通农民,而是一个在国民党眼皮子底下潜伏了四十多年的红色特工。为了活命,他硬是把自己变成了“野人”,把名字变成了“死人”,在深山老林里跟猴子、野猪抢食,硬生生熬干了半辈子。

如果不是一封联名信,这段历史可能真就烂在肚子里了。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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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时间条拉回到一九一九年。

谢汉光出生在广东丰顺,这孩子打小就跟别人不一样。那年头兵荒马乱的,军阀混战,土匪横行,别人家孩子都在泥地里打滚,或者早早下地干活,他却是个读书的种。

那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但这孩子有股子韧劲,没钱买书就去借,没老师教就去蹭课。

靠着这股子死磕的劲头,一九四零年,谢汉光考上了广西大学农学院。这含金量,搁在那个年代,比现在的清华北大还稀罕。

在学校里,他没成书呆子,反而结识了陈仲豪、张伯哲这帮志同道合的朋友。这帮年轻人聚在一起,不聊风花雪月,专门聊国家大事,聊怎么把日本人赶出去。

那时候的谢汉光,风华正茂,一表人才,满脑子都是救国救民的念头。

一九四二年,他毕业回了老家。毕竟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十里八乡的媒人都快把门槛踩破了。经人介绍,他认识了女学生曾秀萍。

曾秀萍知书达理,长得也端庄,两人那是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没多久,两人就办了喜事。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谢汉光的人生眼看就要走上巅峰。那时候村里人都羡慕,说老谢家祖坟冒青烟了,出了个状元郎,还娶了个漂亮媳妇。

可这好日子,满打满算就过了九天。

九天头上,谢汉光接到了老同学的一封信,邀请他去广西柳州农场工作。

一边是新婚燕尔的温柔乡,一边是动荡不安的前线。换作普通人,肯定得犹豫半天。但谢汉光看了看窗外被战火烧得通红的天,咬了咬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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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日本人打得凶,大半个中国都沦陷了,哪还有心思过小日子?

谢汉光收拾了几件衣服,告别了新婚娇妻。临走的时候,他看着泪眼婆娑的妻子,心里像被刀割一样。

但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一转身,竟然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生离死别。

到了广西,谢汉光也没闲着。他利用农场主任的身份,把那个偏僻的农场变成了地下党的“中转站”。

那些被日本人追得没处躲的党员,到了谢汉光这儿,有吃有喝还能藏身。一来二去,谢汉光虽然还不是党员,但在圈子里名声已经响当当了。

那时候逃难的人多,谢汉光是来者不拒,只要是打鬼子的,都是兄弟。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了。举国欢腾,老百姓都觉得好日子要来了。

谢汉光也正式入了党。组织上看他精通粤语,脑子又灵光,简直就是天生的特工苗子,直接交给他一个艰巨的任务:去台湾。

这任务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时候两岸关系紧张,去台湾就等于进了龙潭虎穴。

一九四六年,谢汉光踏上了去台湾的船。海风吹得人脸生疼,他看着越来越远的大陆,心里默念:解放了我就回来,不会太久的。

谁能知道,这个“不久”,最后变成了三十八年。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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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台湾,谢汉光混得风生水起。

他是科班出身的林业专家,这学历在当时的台湾也是香饽饽,直接进了台湾省林业试验所。

这职位好啊,简直就是为特工量身定做的。每天往深山老林里钻,拿着公家的钱搞科研,私底下却是搞情报。谁会怀疑一个整天跟树打交道的书生呢?

没过多久,他的老战友张伯哲、陈仲豪也陆续到了台湾。

这帮人胆子是真大。陈仲豪在基隆中学当老师,居然在学校里搞了个地下印刷厂,专门印《光明报》,宣传共产党的思想。

那段时间,台湾岛上到处都能看见《光明报》,甚至连“打倒蒋介石”的标语都贴到了大街上。这操作,简直是在老虎嘴里拔牙。

谢汉光在林业所也没闲着,他利用职务之便,把许多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送了出去。

日子虽然过得提心吊胆,但也算是有惊无险。直到一九四九年,那个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时刻来了。

蒋介石在台湾看到了《光明报》,气得直拍桌子,把茶杯都摔了。

“查!给我挖地三尺也要查出来!”

这一查,基隆中学暴露了。校长钟浩东被抓,陈仲豪那是命大,靠着假身份惊险逃回了大陆。

但谢汉光没这么好的运气。真正的噩梦,是一个叫蔡孝乾的人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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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是中共台湾省工委的书记,一把手。按理说,这种级别的干部,那都是铁打的骨头。可谁知道,这人是个软柿子。

被抓后,国民党特务还没怎么上刑,稍微吓唬两下,再用美女和金钱诱惑一下,这软骨头就全招了。

蔡孝乾这一跪,几百名地下党名单全落到了保密局手里。

这是一场屠杀。

张伯哲被抓了,梁铮卿被抓了。那时候的台湾,空气里都弥漫着血腥味。枪毙的名单每天都在加长,刑场上的枪声就没停过。

特务拿着名单,开着吉普车,直奔林业试验所。

谢汉光得到消息的时候,特务的车已经到了山脚下。

跑!只能往死里跑!

他连衣服都来不及收拾,从后门溜出去,一头扎进了台东的原始森林。那里是高山族的地盘,连路都没有,全是带刺的藤蔓和毒蛇。

一个大学教授,这一刻起,为了活命,只能变成野兽。

04

在山里不知道转了多少天,谢汉光身上那套体面的中山装早就成了布条,鞋也跑丢了,脚板上全是血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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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了就趴在溪边喝口冷水,饿了就啃树皮、挖草根。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啊?

就在他快要撑不住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好心的农民。

为了活下去,谢汉光编了个瞎话,说自己是国民党逃兵,不想打仗才跑出来的。那个年代,逃兵多得是,农民也没起疑心,给了他口饭吃。

在这个农民的帮助下,他到了一个偏僻的高山族村落。

也是老天爷不让他死。村里正好有个叫“叶依奎”的人失踪好多年了,户口一直没销。

谢汉光心一横,把身上仅存的两个金戒指送给了村长。

“从今天起,我就是叶依奎。”

从此,世上再无谢汉光,只有种树农民叶依奎。

这日子,一过就是三十八年。

这是什么概念?从壮年熬到了暮年。

他不敢给家里写信,不敢说一句梦话,甚至不敢表现出自己认识字。每天面对的,除了大树就是石头。

因为怕暴露口音,他平时几乎是个哑巴,能不说话就不说话。村里人都以为这个“叶依奎”是个老实巴交的闷葫芦。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只能望着海峡那边,想着那个只做了九天夫妻的曾秀萍。想着那个还没来得及看一眼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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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孤独,能把人逼疯。

但他硬是扛下来了。因为他信,信组织总有一天会回来,信自己总有一天能回家。

他在山里帮村民种树、搞嫁接。毕竟是大学教授,那技术没得说。他种出来的树,长得比谁家的都好。慢慢地,村里人也接纳了这个外乡人。

可心里的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以前的同学都在搞建设、当教授,甚至当了大官。而他,只能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像个野人一样活着。

直到一九八七年,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

消息传到深山,那个连背都直不起来的“叶依奎”,突然嚎啕大哭。这哭声里,压抑了多少委屈,多少辛酸,恐怕连他自己都说不清。

一九八八年,七十岁的谢汉光,揣着一生积蓄买的机票,颤颤巍巍地回到了广东丰顺。

当他站在家门口,看着那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时,两个人都愣住了。

四十二年的等待,青丝变白发。

曾秀萍守了一辈子活寡,一个人拉扯大孩子,还要顶着“丈夫失踪”的压力。她看着眼前这个苍老得不成样子的男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在那儿流泪。

但现实给了谢汉光当头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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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身份证,没有档案,甚至连证明他是共产党的人都找不到。

当年的上线早就牺牲了,知道他身份的人要么死了,要么联系不上。在当地政府眼里,他就是一个从台湾回来的贫困老头,名字还叫“叶依奎”。

每个月一百二十块钱的补助,就是他全部的收入。

堂堂红色特工,混成了低保户。这反差,让人心酸得想骂娘。

村里有些不知情的人还说闲话:“看那老头,在台湾混不下去了才回来的吧。”

谢汉光听了,也不反驳,只是默默地拄着拐杖在村口坐着。他想找组织,可组织在哪儿呢?

05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谢汉光打听到,当年的老战友陈仲豪还活着,而且是汕头大学的图书馆馆长。

这消息简直就是救命稻草。

谢汉光让女儿陪着,找到了汕头大学。

两个老头见面的那一刻,抱头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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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谢啊,你还活着!我还以为你早就……”陈仲豪摸着谢汉光那双粗糙得像树皮一样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

当年的意气风发的青年,如今都变成了风烛残年的老人。

陈仲豪没有废话,立马联系了另一位幸存的战友徐懋德。

这两个人,一个是大学馆长,一个是市台办主任。他们联名写了一封信,直接寄到了中央。

信里写得清清楚楚:这位老人是英雄,不是累赘!他在台湾潜伏了四十年,吃尽了苦头,不能让他流血又流泪!

中组部看完信,震惊了。

谁能想到,在广东的一个小山村里,还藏着这么一位“活化石”?

立马派人南下。

这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身份恢复了,待遇落实了,离休干部的帽子戴上了。

当调查员把文件递到谢汉光手里的时候,这位坚强了一辈子的老人,哭得像个孩子。

但这迟来的荣誉,对于谢汉光来说,其实也就是个安慰。他这辈子,该受的罪都受完了,该吃的苦都吃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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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心愿已了的谢汉光,安详地闭上了眼睛,享年七十五岁。

走的时候,他很平静。

回看这一辈子,从才子到特工,从逃犯到野人,最后又变回英雄。这剧情,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

你说这人这一辈子图个啥?

想想那个叛徒蔡孝乾,卖友求荣,在台湾吃香喝辣,还娶了漂亮老婆,活得人模狗样的。

再看看谢汉光,为了一个信念,在大山里当了半辈子野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回来还差点成了黑户。

这公平吗?

或许在那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眼里,谢汉光这辈子亏大了,简直是傻到家了。

但你得明白,有些账,不是看这一辈子吃穿了多少,是看死后留下了什么。

蔡孝乾死的时候,虽然躺在软床上,但背着一辈子的骂名,史书上永远刻着“叛徒”两个字,这就是他的报应。

而谢汉光走的时候,虽说是晚了点,也没享受到什么荣华富贵,但那是挺直了腰杆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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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那个老战友陈仲豪在追悼会上说的:“老谢这辈子,虽然苦,但比起那些跪着生的人,他站着,就是一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