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把人带上来！”
1950年9月7日，河北盐山县。这一天的风刮得特别硬，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但这丝毫没能挡住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人潮。
县城那块空地上，早就被围得水泄不通，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人头。大伙儿挤破了头往里看，眼神里有恨，有奇，更多的像是在等一个迟到了太久的交代。
五花大绑跪在台上的那个人，叫邢仁甫。
你要是把时间往前推个七八年，在冀鲁边区这块地界上，提起“邢司令”三个字，那可是能让地皮都抖三抖的人物。
他是八路军冀鲁边军区的司令员，教导第六旅的旅长，手里握着几千号人的枪杆子，在那片抗日战场上，曾经也是个说一不二的主。
可这一刻呢？
他耷拉着那个曾经高昂的脑袋，像一只被抽掉了脊梁骨的癞皮狗，蜷缩在全县百姓的目光审判下。
当年那个在海岛上建安乐窝、搂着小老婆唱戏的“土皇帝”劲头，早就不见了踪影。台底下的老乡们，有的咬着后槽牙骂，有的抹着眼泪哭，特别是那些经历过1943年那场惨案的老人，恨不得冲上去咬他两口。
谁能想得通啊？
一个带着队伍打过鬼子的八路军高级将领，怎么就把枪口调转过来，对准了自己的同志？
更让人心里堵得慌的是，他要杀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副手，那个被战士们当成亲兄弟、被老百姓喊作“革命骏马”的副司令员——黄骅。
这到底是多大的仇？
是为了那几万块钱的公款？是为了那个唱戏的小老婆？还是为了那把根本就不属于个人的“交椅”？
当行刑的枪口冰冷地顶在他后脑勺上的时候，不知道邢仁甫那颗早已黑透了的心里，有没有闪过一丝念头：这条路，当初是怎么走歪的？
但这笔血债，欠得太久了，连本带利，今天必须得结清。
02
说起邢仁甫这号人，咱们得把日历翻回到抗战刚开始那会儿。
这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个坏种。早年间他在旧军队里混过饭吃，给军阀当过副官，脑瓜子灵活，也确实学了一身带兵打仗的本事。
那时候世道乱，他看着军阀混战乌烟瘴气的，一跺脚回了老家，想着能在乱世里干番事业。
1937年，“七七事变”一声炮响，日本人打进来了。
邢仁甫这时候表现得还挺像个爷们。他拉起一帮子乡党兄弟，搞了个“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你别看这名字听着挺土，但那时候队伍是真敢打。
他在盐山、无棣这一带跟鬼子周旋，硬是凭着那股子狠劲，把队伍从几十个人滚雪球一样滚到了几千人。那时候的老百姓提起他，也是竖大拇指的，觉得这是条汉子。
后来队伍被八路军收编，他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司令员。
如果剧本就这么演下去，他邢仁甫没准儿真能成个名垂青史的抗日名将。
坏就坏在，人这一稍微有了点权，有了点名，心里的那道防线要是守不住，烂起来比谁都快。
随着队伍越来越壮大，地盘越来越稳固，邢仁甫那双眼睛，就不怎么往打鬼子那方面看了。他开始盯着手里的权，盯着库里的钱，心里的贪欲就像夏天的野草，疯了一样往外长。
那时候冀鲁边区是个什么环境？
那是敌后的敌后，鬼子的炮楼修得比林子里的树都密，搞什么“囚笼政策”。战士们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冬天连件像样的棉衣都穿不上，睡觉都不敢卸枪。
可咱们这位邢大司令呢？
人家过的那叫一个神仙日子。
他看上了部队宣传队的队员宋魁玲。这姑娘年轻，长得水灵，关键是会唱戏，几句戏词一哼，就把邢仁甫的魂儿给勾没了。
为了讨美人欢心，邢仁甫那是真舍得下血本。
钱从哪来？公款呗！
那可是战士们拿命换来的养命钱啊。据后来的账目清算，这家伙前前后后竟然贪污了公款3.7万元！在那个一块大洋能买一担米的年头，这笔钱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够整个旅的战士吃喝好一阵子。
有了钱，还得有地方花，有地方享受。
邢仁甫觉得陆地上不安全，鬼子老扫荡，也不自在，干脆就把目光瞄向了沿海的一个荒岛——望子岛。
这地方四面环水，只有一条小路能通进去，易守难攻，更是个藏污纳垢的好地方。
他调动战士和民工，在这荒岛上大兴土木。什么洋灰、玻璃、钢材，那都是花高价从敌占区弄来的违禁品。没过多久，一个设施齐全的“安乐窝”就平地而起了。
这下好了，外面的战士们在冰天雪地里跟鬼子拼刺刀、啃树皮，邢司令却躲在海岛的别墅里，搂着小老婆，吃着海鲜，喝着小酒，听着小曲儿，过起了“土皇帝”的日子。
那时候在军区里，你要是敢说他一句不是？哼，那你这日子就算到头了。
邢仁甫在部队里搞起了“家长制”，把八路军当成了他邢家的私兵，提拔了一帮子只会溜须拍马的亲信，搞得整个军区乌烟瘴气。
他那时候真的以为，这冀鲁边区就是他的“独立王国”，天王老子也管不了他。
但他忘了，这支队伍姓“党”，不姓“邢”。
03
1941年，上级也察觉到了冀鲁边区的不对劲，决定派个得力干将过来加强领导，正一正这股歪风。
这个人，就是黄骅。
黄骅这人，那是真正的老资格。人家参加过长征，爬过雪山，走过草地，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硬汉。上级让他来当副司令员兼教导六旅副旅长，其实意思很明显：就是要给这支部队换换血，整顿整顿纪律。
黄骅这一来，冀鲁边区的天，就开始变了。
这位新来的副司令员，跟那个躲在岛上的司令员，完全就是两个极端。
邢仁甫在岛上大鱼大肉，黄骅在连队里跟战士们一起吃糠咽菜；邢仁甫出门前呼后拥讲排场，黄骅下基层连个警卫员都不带，经常帮战士们缝补衣服，跟老乡拉家常，帮着推碾子。
这一对比，战士们心里那杆秤，自然就倾斜了。
大家都私下里议论：“黄副司令这才是咱们的贴心人啊！”
“跟着黄副司令，咱们心里踏实！”
这些话传到邢仁甫耳朵里，那就跟针扎一样难受。在他那个已经扭曲的脑子里看来，黄骅哪里是来工作的，分明就是上级派来夺权的，是来抢他那把“金交椅”的！
特别是黄骅开始推行军事改革，整顿作风，这更是动了邢仁甫的“奶酪”。以前那些被邢仁甫提拔上来的亲信、混子，一个个都感到了危机。
他们围在邢仁甫身边，煽风点火：“司令，这黄骅不简单啊，这是要架空您啊！”
“司令，再这么下去，这冀鲁边区可就不姓邢了，咱们兄弟以后喝西北风去？”
邢仁甫本来就心虚，听了这些话，那更是火冒三丈。他在望子岛的房间里，把杯子摔得粉碎，咬着牙对亲信说：“他想骑在我头上拉屎？没门！老子打江山的时候，他还在哪儿呢？”
矛盾，就这样一天天激化了。
其实黄骅是个厚道人。他到了军区后，很快就发现了邢仁甫的问题，但他并没有直接向上级打小报告，或者是搞什么对抗。
他多次找邢仁甫谈心，想劝他回头，把心思用到抗日上。甚至在给政委周贯五的电报里，他还希望能挽救这位“老战友”，觉得这人只是生活作风问题，还能改。
但对于一个已经掉进钱眼和温柔乡里的人来说，好言相劝，那就是“猫哭耗子假慈悲”。
邢仁甫不但不领情，反而觉得黄骅这是在羞辱他，是在给他下最后通牒。
他开始在背地里搞小动作，造谣说黄骅是“南蛮子”，看不起本地干部，试图制造地域矛盾，把水搅浑。甚至在开会的时候，公然跟黄骅拍桌子瞪眼，一点面子都不给。
整个军区的气氛，变得异常诡异。
一边是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一边是正在暗处磨刀霍霍的军区司令。
一场谁也没想到的血腥风暴，眼看就要来了。
04
1943年春天，这风终于刮到了临界点。
中共中央为了提高干部的素质，决定从各地抽调一批高级干部去延安党校学习。这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组织安排，也是对干部的培养和重视。
名单下来了，邢仁甫的名字赫然在列，职务由黄骅接任。
这下子，邢仁甫彻底炸了。
在那个年代，交通不便，从河北到延安，千里迢迢，路上还得穿过敌人的封锁线，确实有风险。但在邢仁甫眼里，这哪是去学习啊，这分明就是现代版的“鸿门宴”！
“调虎离山！这就是调虎离山！”
邢仁甫在望子岛的密室里来回踱步，脸色铁青，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他对身边的亲信杨静侯、潘特吼道：“我要是去了延安，这兵权就交出去了！到时候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想怎么收拾我就怎么收拾！搞不好半路上就把我给做了！”
他越想越怕，越想越恨。
这人一旦钻了牛角尖，那智商就基本归零了，剩下的全是疯狂的赌徒心理。
他不仅抗命不尊，找各种理由拖延，比如“青纱帐还没起来，路上不安全”、“身体不好需要休养”等等，赖着不走。
同时，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脑子里冒了出来，像毒蛇一样吞噬了他仅存的良知。
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要想保住我的位子，保住我的岛，保住我的女人，那就只有一个办法——让那个接班的人，彻底消失。
黄骅，必须死。
邢仁甫虽然想杀人，但他自己不敢动手。毕竟是一军之长，亲自动手太掉价，也容易暴露。
他想到了一个人——冯冠奎。
这冯冠奎是个什么货色呢？原本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头子，被邢仁甫收编后当了手枪队的队长。这人有奶便是娘，只认钱不认人，而且枪法极准，是个亡命徒。
邢仁甫把冯冠奎叫到密室，拍出一堆白花花的大洋，又许诺了事成之后的高官厚禄。
邢仁甫阴测测地对冯冠奎说：“老冯，帮我干掉一个人，这钱就是你的。”
冯冠奎看着大洋眼冒金光，问：“谁？”
“黄骅。”
冯冠奎虽然是土匪，但也吓了一跳。杀副司令？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啊，搞不好要被全军追杀的。
但邢仁甫给他吃了颗定心丸：“怕什么？这里是我的地盘。只要他死了，我就不用去延安了，这军区还是我说了算。到时候，亏待不了你，保你荣华富贵。”
在金钱和权力的诱惑下，冯冠奎咬了咬牙，接过了那把上了膛的枪。
05
1943年6月30日。
这一天，新海县大赵村的天空阴沉沉的，乌云压得很低，空气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一场雷雨正在酝酿，仿佛连老天爷都感觉到了即将发生的罪恶。
黄骅正在这里主持召开军区侦察通讯工作会议。
因为是战时，为了保密和安全，会议地点选在了一个不起眼的地主大院里。参加会议的除了黄骅，还有军区参谋处主任陆成道、侦察科长姜立清等一众骨干。
天色渐晚，雨开始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雨点打在瓦片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屋里的煤油灯点亮了，昏黄的灯光映照着黄骅那张略显疲惫但坚毅的脸。他正在给同志们布置秋季反“扫荡”的任务，声音不大，但很有力量，每一个字都敲在大家的心坎上。
谁也没有注意到，大院外面，几个黑影正借着雨声的掩护，像幽灵一样悄悄摸了过来。
为首的正是冯冠奎。
他们穿着八路军的军装，骗过了外围的岗哨。毕竟是司令员手下的人，又是手枪队的，哨兵也没多想，以为是来送急件的。
到了会议室门口，冯冠奎深吸了一口气，给手下使了个眼色。
“砰！”
一声巨响，会议室的大门被猛地踹开。
还没等屋里的人反应过来，几把驳壳枪黑洞洞的枪口就喷出了火舌。
“哒哒哒！哒哒哒！”
密集的子弹像雨点一样扫向正在开会的人群，枪声在狭小的屋子里回荡，震耳欲聋。
黄骅正对着门口，首当其冲。他本能地想去掏腰间的配枪，但一切都太快了。数发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的胸膛，这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连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就重重地倒在了血泊之中。
和他一起倒下的，还有陆成道等几位同志。
冯冠奎这帮畜生，杀完人后，连看都没多看一眼，转身就跑进了茫茫的雨幕里。
这次惨案，一共造成了5名优秀干部牺牲，4人重伤。
消息传出，整个冀鲁边区震惊了！
战士们疯了一样地往大赵村赶，看到现场的惨状，一个个哭得撕心裂肺。那是他们的副司令啊，昨天还在跟他们一口锅里吃饭，今天就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
而在望子岛上，听到枪声“捷报”的邢仁甫，却长舒了一口气。他以为，除掉了心头大患，他这个“土皇帝”就能继续稳稳当当地坐下去了。
他甚至还假模假样地发了份电报，说什么“黄副司令遭遇日寇特务袭击不幸遇难”，企图瞒天过海，把脏水泼给日本人。
但他太低估了共产党的调查能力，也太高估了自己的演技。
06
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大赵村惨案发生后，上级立刻成立了专案组。
现场的弹壳、幸存者的证词、冯冠奎的行踪，所有的线索都像拼图一样，慢慢拼出了一个惊人的真相——这是内部人干的！
而且，所有的矛头直指邢仁甫。
这时候的邢仁甫，其实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他发现周围人看他的眼神都不对了，以前那些对他唯唯诺诺的下属，现在都躲着他走，窃窃私语。
更让他绝望的是，那个去延安的命令并没有因为黄骅的死而撤销，反而催得更急了，上级甚至直接派人来接管工作。
邢仁甫心里明白：“完了，露馅了。”
这回是真完了。杀害革命同志，那是天理难容的死罪，谁也保不了他。
既然回不去了，那就一条道走到黑吧！
1943年7月，就在惨案发生半个月后，邢仁甫做出了那个让他彻底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决定——带着小老婆宋魁玲和几个死心塌地的亲信，跑了！
他这一跑，直接跑到了天津，一头扎进了日本人的怀抱。
你看看，这就是所谓的“名将”，这就是所谓的“骨气”。
为了纳投名状，他把自己知道的所有关于八路军的机密，统统吐露给了日本人。部队的驻地、兵力的部署、干部的名单……这些用无数烈士鲜血换来的情报，成了他换取荣华富贵的筹码。
日本人一看，哟，这么大的一条鱼投诚了，高兴坏了。
他们封邢仁甫为“津南六县剿共司令”。这下好了，昔日的抗日英雄，摇身一变，成了专门打八路军的汉奸头子。
邢仁甫为了讨好新主子，那是真卖力气。他写了一篇《效忠天皇》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那字里行间，全是奴颜婢膝的丑态，看得人直恶心。
他还经常带着伪军去“扫荡”以前的老部队，对自己曾经的战友下手，那叫一个狠毒。他熟悉八路军的战术，熟悉地形，这一反水，给冀鲁边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老百姓都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邢仁甫，你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早晚遭雷劈！”
但这人啊，有时候为了活命，为了那点享受，真的是连脸都不要了。
1945年，日本投降了。
邢仁甫这棵大树倒了。按理说，这下该完蛋了吧？
嘿，人家脑子转得快。他又摇身一变，化名“罗镇”，投靠了国民党军统。
从共产党到日本人，再到国民党，邢仁甫这“三姓家奴”当得，那是相当“丝滑”。他在国民党那边混了个少校组长，继续干着反共的勾当。
他以为换个马甲，改个名字，以前的血债就能一笔勾销了？
天真。
有些账，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
07
1949年1月，天津解放。
解放军进城了，那是排山倒海之势。躲在角落里的牛鬼蛇神，一个个都被揪了出来。
邢仁甫，或者说化名“罗镇”的这位国民党专员，也没能跑掉。
当侦查员拿着照片站在他面前时，他还在装傻充愣：“长官，你们认错人了，我叫罗镇，是个做生意的。”
侦查员冷笑一声：“邢司令，别来无恙啊？大赵村的雨夜，你忘了吗？”
那一刻，邢仁甫的脸刷地一下白了，整个人像瘫了一样软在地上。
他知道，这回是真的到头了。
这一关，就是一年多。
直到1950年9月7日。
盐山县的那个广场上，风依旧在吹。
审判长宣读了邢仁甫的罪状：贪污腐化、刺杀同志、叛国投敌……这一条条，一件件，听得台下的群众怒火中烧。
“枪毙他！枪毙他！”
愤怒的吼声像海浪一样，一浪高过一浪。
邢仁甫跪在那里，身体抖得像筛糠。他此时此刻在想什么呢？是想念那个望子岛上的安乐窝？还是后悔当初没去延安？又或者是，在想那个被他害死的年轻战友？
没人知道。
也没人想知道。
“砰！砰！”
两声清脆的枪响，结束了这一切。
邢仁甫一头栽倒在地上，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而就在他倒下的这片土地上，不远处的那个新海县，为了纪念那位牺牲的英雄，已经正式改名了。
它现在叫——黄骅县。
邢仁甫死的时候，也就是50岁出头，如果不走歪路，那也是个开国功臣的苗子。
可他偏偏选了一条最黑的路。
杀人、叛变、当汉奸，最后落得个千夫所指。
黄骅牺牲的时候才32岁，什么都没留下，就留下了一个名字。
但这个名字，却变成了一座城市，被千万人铭记，永远地活在地图上，活在人们的心里。
这人世间的事儿，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
想留名的，最后遗臭万年；
不求名的，最后流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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