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两弹成功了，国家到底给了你多少奖金？”
一九八六年六月，北京301医院的特护病房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看着病床上那个已经被折磨得脱了相的老友，终于问出了这句憋在心里很久的话。
病床上的那个人，全身都在出血，止都止不住，听到这话，他费力地挪了挪身子，嘴角强行扯出一丝笑意，然后缓缓地，伸出了两根枯瘦的手指。
杨振宁愣了一下，试探着问了一句：“二十万？”
病床上的人摇了摇头。
杨振宁心里咯噔一下，紧接着追问：“那是……两万？”
旁边的妻子许鹿希实在看不下去了，红着眼眶说出了那个让所有人都破防的答案。
这个答案，就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了杨振宁的心上，也砸在了那个时代所有人的脸上。
02
这事儿吧，得从头说起。
咱们很多人可能觉得，搞原子弹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那不得是国家重奖、豪宅名车安排上？再不济，生活待遇得是顶级的吧？
但在那个年代，邓稼先他们的处境，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
邓稼先是谁？咱们得先翻翻他的老黄历。当年的“娃娃博士”啊！二十六岁就在美国普渡大学拿了物理学博士，人称“神童”。
按那个时候的剧本走，这种人才留在美国，那是别墅靠海，牛排自由，前途不可限量。可人家怎么选的？拿到学位第九天，行李都没怎么收拾，直接买船票回国了。
那时候的一九五零年，新中国有啥？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除了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啥都缺。
但邓稼先不管这些，他觉得家里的烂摊子得有人收拾。
回国八年后，也就是一九五八年的秋天，二机部的钱三强神神秘秘地把邓稼先叫到了办公室。
钱三强也没绕弯子，直接把门反锁了，语气特别郑重，说国家要放个“大炮仗”。
邓稼先是聪明人，一听就知道这“大炮仗”意味着什么。这不仅是技术活，更是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活。
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回到家，那天晚上的气氛特别压抑。他跟老婆许鹿希说：“我要调动工作了。”
老婆问：“去哪？”
他说：“不能说。”
老婆问：“去多久？”
他说：“不知道。”
老婆问：“能不能写信？”
他说：“不行。”
许鹿希看着丈夫那张坚决的脸，心里明白，这事儿小不了。她没再多问，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这一走，就是整整二十八年。
这二十八年里，他在干嘛？他在人间蒸发了。信箱里再也收不到写着“邓稼先”三个字的信，而在遥远的新疆罗布泊，多了一个叫“邓院长”的隐形人。
03
那个地方，那是人待的吗？
咱们得好好说道说道这个罗布泊。
夏天，地面温度能煮熟鸡蛋，你往地上一趴，皮都能给你烫掉一层。冬天，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零下三十多度，能把耳朵冻掉。
喝的是咸水，那水喝进肚子里，涨得人难受，拉肚子是家常便饭。吃的是沙子拌饭，风一吹，碗里一半是饭一半是沙，嚼起来咯吱咯吱响。
就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邓稼先带着一帮刚毕业没多久的大学生，硬是用算盘——没错，就是那种老式的、噼里啪啦响的木头算盘，把原子弹的数据给算出来了！
你想想那个画面，一屋子人，手里拿着馒头，还要不停地拨算盘珠子，那声音，比现在的键盘声好听多了，那是中国人的心跳声。
那时候苏联专家撤走，临走前还撂下狠话，说离开他们，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这帮人就是不信邪。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罗布泊一声巨响，巨大的蘑菇云升起来了。
这一下，把全世界都给震懵了。
那些等着看笑话的人，脸都被打肿了。这就叫专治各种不服。
但你知道这背后有多险吗？
搞核武器，那就是在鬼门关上跳舞。
一九七九年，出了一次大事故。这事儿在当时是绝对的机密，直到很多年后才被解密。
那是一次氢弹空投试验。飞机飞到了预定空域，投弹。
按计划，降落伞应该打开，减缓核弹下落速度，给飞机逃离时间和核弹引爆高度。
结果呢？降落伞没打开！
核弹像块石头一样，直挺挺地从高空砸向了戈壁滩。
没响。
这下麻烦大了。这不仅仅是试验失败的问题，这是个巨大的隐患。
这玩意儿要是摔碎了，里面的放射性物质钚239泄露出来，那可是剧毒，沾上一点，这辈子的健康就毁了。
当时指挥部的人都慌了神，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有人提议，派防化兵去找。
邓稼先急了，那是他签的字，那是他的心血，他比谁都清楚那东西有多危险。
他直接跳上吉普车，大声喊道：“你们谁也别去，我去！你们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
车子在戈壁滩上疯了一样狂奔。
开到半路，邓稼先做了一个决定，他把同伴赵敬璞死死地拦在车上，大声命令他不许动。
然后，他自己一个人，推开车门，冲进了那个死亡区域。
他在茫茫戈壁滩上找啊找，那个背影，孤独得让人心疼。
终于，他找到了那个摔碎的弹体。
那一刻，周围一片死寂，只有风声在耳边呼啸。
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走过去，弯下腰，用双手——那是一双没有任何防护的肉手啊，捧起了那块带着致命辐射的碎片，仔细查看着破损的情况。
04
那一刻，他的命运其实已经注定了。
钚239的辐射，就像无数把看不见的刀子，穿透了他的皮肤，刺进了他的骨髓。
回到车上，他看着一脸焦急的赵敬璞，淡淡地说出了那四个字：“平安无事。”
真的平安吗？
几天后回到北京检查，医生看着化验单都傻眼了。
他的尿液里全是放射性物质，白血球都要跌没了，染色体呈粉末状。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身体已经被辐射彻底破坏了。
可以说，从那一天起，死神就已经在给他倒计时了。
但他没停下来，硬是又撑了六年。
这六年里，他忍着剧痛，继续工作，把中国核武器的水平又往上推了一大截。
直到一九八五年，实在扛不住了，一查，直肠癌晚期。
手术做了，但没用，身体里的血止不住地流。
这时候，他的发小杨振宁回来了。
杨振宁是他在崇德中学的同学，后来在美国也是铁哥们。两人当年的关系，那是好得穿一条裤子。
一个留在了美国拿了诺奖，名利双收；一个回了中国隐姓埋名，生死未卜。
杨振宁去医院看他，看着昔日意气风发的兄弟，现在被病痛折磨成这个样子，心里那个难受啊，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为了缓和一下气氛，也为了解开心中的一个疑惑，杨振宁就问到了奖金的事。
在他看来，搞出原子弹和氢弹，这可是保家卫国的大功劳，国家怎么也得给个几百万吧？
结果，邓稼先伸出的那两根手指，代表的不是二十万，也不是两万。
旁边的许鹿希含着泪说出了那个数字：“原子弹十块，氢弹十块，一共二十块。”
你没听错，就是二十元人民币。
杨振宁当时就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或者这夫妻俩在开玩笑。这怎么可能呢？这可是两条命换来的成果啊！
其实吧，这事儿还真没骗人。
当时国家确实发了一笔奖金，特等奖是一万元。
但是！那个年代讲究的是集体主义，大公无私。这笔钱不是给邓稼先一个人的，是给整个庞大的研发团队的。
从上到下的科研人员，到后勤保障的工人，人人有份。
这一分下来，到了邓稼先这个总负责人的手里，刚好十块钱。
两颗弹，二十八年的隐姓埋名，无数次的生死考验，换来了二十块钱。
杨振宁听完，那个心情啊，复杂得说不出话来。
邓稼先却笑了，笑得很坦然，仿佛这二十块钱对他来说，已经足够多了。
他在乎钱吗？
他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一顿饭都不止这个数。美国人当年为了留住他，开出的条件是洋房汽车、顶尖的实验室。
他要是为了钱，当年就不会回来。他要是为了钱，就不会去那个鸟不拉屎的罗布泊。
他图什么？
图的就是那一声巨响，图的就是中国人能挺直腰杆子说话。
05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九日，邓稼先走了。
那天，北京的天空灰蒙蒙的。
他临走前，忍着巨大的痛苦，最后留下了一句话：“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这句话，比什么豪言壮语都重，像一座山一样压在活着的人心上。
那个年代的人，你说他们傻吗？
放着国外的洋房汽车不要，回来吃糠咽菜；放着安稳的日子不过，去戈壁滩吸辐射。
但也正是这帮“傻子”，把中国人的骨头给接上了。
谷正文的墓碑上或许空荡荡，但邓稼先的墓碑上，刻着的是一个民族的脊梁。
杨振宁后来想起这事儿，总是感慨万千。他说如果让他选，他可能做不到邓稼先那样。但邓稼先做到了。
二十块钱的奖金，听起来像个段子，细品起来那是座丰碑。
咱们现在的人，动不动就谈身价，谈出场费。
可你想想，什么是国士无双？
不是站在聚光灯下数钞票，而是像邓稼先这样，在无人知晓的荒漠里，用命换来一声巨响，然后轻轻说一句：
“平安无事。”
那年他六十二岁，走的时候很安静。
留给历史的，是一个穿着防护服、弯腰捡起核弹碎片的背影。
还有就是他在戈壁滩上那句带着血的誓言——这声音，比任何雷声都响亮。
英雄最怕的不是牺牲，是被遗忘，但有些事，这片土地永远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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