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一封来自济南机械厂的例行公函,轻飘飘地落在了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的办公桌上。

谁也没想到,这几张薄薄的纸片,竟然比当时任何一颗定时炸弹还要惊悚。

函件的内容很简单,就是请上海方面协查一个叫“劳有花”的女工的档案,因为这位同志表现太好,厂里准备发展她入党。

这事儿说起来都有点魔幻。

一个背着血案的国民党特务,逃亡八年后不缩着脑袋做人,反而大张旗鼓地要加入共产党?

这操作,简直是把“灯下黑”玩到了极致,狂妄得没边了。

这哪里是申请入党,分明是嫌自己命太长,亲手给自己递了一张催命符。

咱们把时间轴拉回1949年。

那时候上海刚解放,看着是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

蒋介石虽然跑了,但给上海留下了几万名特务,毛人凤更是咬牙切齿地发誓,要把上海变成一座“死城”。

当时他们最大的目标,就是新上任的市长陈毅。

为了搞定陈毅,毛人凤这回可是下了血本,搞了个“双保险”。

明面上,他派了个叫刘全德的杀手。

这人可是个练家子,一身横练功夫,早年间居然还给陈毅当过警卫员,对首长的生活习惯那是门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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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毛人凤这只老狐狸知道,光靠武力不行,还得来阴的。

于是,他在暗处埋了一颗更毒的雷——这就是劳有花。

劳有花这人,太具有欺骗性了。

她出身济南的一户地主家庭,家里有钱,从小读教会学校,后来又学了护理。

长得那是温婉大气,说话细声细气,怎么看都是个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

可实际上,这姑娘心狠手辣。

早在抗战时期,军统头子戴笠一眼就相中了她。

戴笠觉得,这种长得漂亮、又有医护技能的女人,简直就是天生的特工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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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军统特训班,劳有花就像开了挂一样。

别人练打枪累得要死,她玩枪跟玩手术刀一样溜;爆破、投毒、发报,样样精通。

可以说,她就是一朵长满毒刺的罂粟花,越漂亮越致命。

1949年,劳有花接到的死命令是配合刘全德刺杀陈毅。

她的伪装身份是霍山路一家私人诊所的护士。

按计划,刘全德动手,她在暗处接应,万一刘全德失手,她就利用护士身份接近陈毅,补上致命一刀。

这计划听着挺完美,可惜啊,他们遇上的是共产党的公安。

那帮老侦查员,哪个不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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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比雷达还尖。

刘全德这人坏就坏在太自信。

他以为凭着老关系能在上海横着走,结果刚一露头,就被以前的朋友、已经被我党策反的史晓峰给卖了。

公安局没费吹灰之力,直接把刘全德摁在了被窝里。

审讯的时候,刘全德骨头没那么硬,为了保命,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把“劳有花”给供了出来。

上海警方一听还有个更狠的潜伏着,立马包围了霍山路诊所。

结果呢?

扑了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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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有花比狐狸还精。

她虽然没等到接头暗号,但一看大街上的报纸写着“匪特刘全德落网”,立马就知道出事了。

她没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跑,也没往台湾撤,而是做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回老家济南。

这一招实在是高。

当时的逻辑是,特务肯定往边境跑或者往深山钻,谁能想到她敢大摇大摆回原籍?

回到济南后,劳有花展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

她没有躲在地窖里,而是直接投奔了在政府机关工作的表妹。

最绝的是,她利用表妹夫是解放军干部的关系,给自己搞了个“清白”的身份证明,一头扎进了济南机械厂的医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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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那个满手血腥的女特务“死”了,取而代之的是热情开朗的“劳医生”。

在厂里的这八年,劳有花简直就是“影后”级别的表演。

她工作那个卖力啊,不管是半夜三更还是刮风下雨,只要工人有个头疼脑热,她背着药箱就到。

厂里搞宣传,她字写得漂亮,主动去出黑板报;政治学习的时候,她坐在第一排,笔记记得比谁都认真,发言那是一套一套的,充满了“进步思想”。

慢慢地,厂里上上下下都被她给骗了。

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让劳有花产生了一种错觉。

她觉得自己已经彻底洗白了,甚至觉得那段特务生涯就是一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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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可能连她自己都信了那个“好医生”的人设。

人一旦入戏太深,往往就会忘了自己原本的剧本是场悲剧。

时间到了1958年,厂领导看她表现实在太优秀,就动员她入党。

按理说,一个潜伏特务听到“政审”俩字,应该吓得尿裤子才对。

但劳有花不这么想。

她那个脑回路简直清奇,她觉得只要入了党,有了这个“金身”护体,以后谁还会去翻那八百年前的旧账?

这就叫彻底上岸。

于是,她提笔写下了那份入党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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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填履历表的时候,劳有花耍了个小聪明,搞了个“九真一假”。

她把自己在上海曹家渡纱厂、霍山路诊所的时间地点都填得真真的,唯独把“特务活动”改成了“受资本家剥削”和“行医救人”。

她赌的是什么?

她赌的是上海那边早就物是人非,当年的诊所早关门了,谁有那个闲工夫去查一个普通护士的陈年旧事?

可惜啊,她太低估了新中国公安机关的严谨程度,更不了解咱们档案工作的威力。

济南机械厂的政审函发到了上海。

虽然当年的纱厂和诊所早就变了样,但这封协查通报还是转到了上海市公安局。

负责的老侦查员拿起函件,看到“劳有花”这三个字,眉头就皱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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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看简历里的“霍山路诊所”,脑子里那根弦“崩”的一下就紧了。

八年前那个漏网之鱼,那个让整个公安局找了几个月都没影的“毒刺”,居然自己冒出来了?

老侦查员不敢怠慢,连夜去翻老档案。

全对上了。

哪怕她眼角多了几条皱纹,哪怕她眼神变得再慈祥,那骨子里的特征是变不了的。

这个济南的“先进模范”,就是当年意图刺杀陈毅市长的军统特务。

抓捕的那天,现场异常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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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几名神色严肃的公安干警出现在机械厂医务室门口时,正在给工人量血压的劳有花,手抖了一下。

她没反抗,也没大喊大叫,似乎在这一瞬间,她那个做了八年的美梦,终于醒了。

戴上手铐的那一刻,她脸上那种长期伪装出来的“正气”瞬间垮塌,整个人像被抽了魂一样。

她可能到死都想不通,自己明明伪装得那么完美,怎么就栽在了一张入党申请书上?

有些账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只要你在历史上留下了黑点,无论涂多少层白粉,终究还是会被看穿。

1958年,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劳有花结束了她这分裂且荒唐的一生。

那个年代的特务,总以为凭着一点小聪明能对抗历史的大势。

劳有花聪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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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聪明,能躲八年不被发现,心理素质堪称一流。

但她又蠢得离谱,蠢在低估了人民政权肃清敌特的决心,蠢在以为罪恶真的可以被时间掩盖。

那张入党申请书,本来是她想要彻底洗白的“投名状”,结果最后成了把她送上刑场的“死亡通知单”。

这也是历史给所有心怀鬼胎者开的一个黑色玩笑:想钻空子的人,最后往往都被空子夹住了脑袋。

参考资料:

萨苏,《京城十案》,金城出版社,2007年。

上海市公安局档案馆编,《上海公安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

穆玉敏,《民国军统特务实录》,团结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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