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新竹，台湾。
空气里透着一股肃杀之气。
随着砰的一声闷响，一位陆军中将倒在了血泊里，秘密行刑结束。
动手的一方，是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倒下的这位，来头可不小，他曾经是保密局前身——军统局的“开山鼻祖”之一，绝对算得上元老级人物。
这事听着挺邪乎：这不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对自己人下死手吗？
更离谱的还在后头。
三十六年过去，到了1986年，海峡对岸经过一番详查，给这位被枪毙的将军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翻案，认定他是“起义投诚人员”。
此人名叫周伟龙。
纵观他这辈子，说白了就是在搞两场惊天豪赌。
第一把赌赢了，让他从小军官摇身一变成了特务头子，赚得盆满钵满；第二把想照葫芦画瓢，结果输了个底掉，连命都搭进去了。
咱们不妨摊开来看看，他这心里的算盘，到底是怎么打的。
先把指针拨回到1949年初。
那会儿的国民党政权，就像一艘到处漏水的烂船，眼瞅着就要沉了。
就在这节骨眼上，周伟龙被蒋介石从冷板凳上拉了起来，顶了个“交通部交警总局”局长的头衔。
别看挂着“交警”的牌子，这帮人可不是站马路吹哨子的，那是戴笠留下的看家家底——清一色的美式装备，真打起来，战斗力一点不比正规野战军差。
手握重兵，周伟龙面临着一道生死攸关的选择题。
路子一：死心塌地跟着老蒋去台湾。
这算是常规操作。
毕竟官帽子是蒋介石刚给的。
可问题是，这艘船眼看保不住了。
再加上军统里头山头林立，毛人凤、郑介民那帮人都虎视眈眈盯着他。
他在圈子里人缘臭得要命，外号“独眼龙”、“周闯王”，属于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
真要跟着去了岛上，寄人篱下，日子肯定不好过。
路子二：手里有枪，自己单干。
这才是周伟龙真正动的心思。
当时老蒋第三次下野，回了老家奉化，急需警卫部队护驾。
手令直接发到了周伟龙桌上：调两个最能打的交警总队去奉化报到。
周伟龙是怎么干的？
他玩了一招“狸猫换太子”。
他把刚从淮海战场撤下来、被打得稀里哗啦的两个残部发去奉化应付差事；反手把手里真正硬邦邦的主力——第7、第8总队，悄悄调往了湖南衡阳。
为啥非要去湖南？
因为那边坐镇的是他的老上级程潜和唐生智。
这二位正琢磨着起义投诚呢。
周伟龙的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手里有兵，腰里有钱（他把大笔军费全换成了几百根黄灿灿的金条），到了湖南往程潜那边一靠，怎么着也能混个“兵团司令”当当。
这就是他给新政权递的投名状。
这账算得看似滴水不漏。
可偏偏他漏算了一个要命的变数：对手的段位。
在暗处盯着他的，是毛人凤和毛森，江湖人称“二毛”。
周伟龙这事办得太糙了。
他一边公然抗命，不听蒋介石调遣，把汤恩伯让他守京沪铁路的命令当耳旁风（只搭了个空架子糊弄）；一边还要大摇大摆跑去上海坐飞机，甚至临走前，还特意跑去毛人凤家里“辞行”。
这种操作，简直就是把脑袋伸到了铡刀底下。
1949年2月6日晚上，毛森揣着汤恩伯的手令，就坐在毛人凤家客厅里守株待兔。
周伟龙前脚刚进门，后脚就被按住了。
几乎是前后脚的功夫，他派去湖南打前站的两个亲信总队长邓季之、李雪华，也在浙江金华车站被截住了。
毛人凤给上面的报告里，话说得那叫一个狠：“真没想到军统的开山元勋也要投共…
必须马上抓人，才能保住戴老板留下的这点家底。”
那一晚，周伟龙的“二次创业”彻底崩盘。
二、1929年的那场“完美背叛”
周伟龙哪来的胆子在1949年玩这么大？
因为二十年前，他尝过一次甜头，那是真甜。
1929年12月，也是这么个冷得刺骨的冬天。
那时候局势是“蒋唐战争”。
唐生智通电反蒋，湘军势头正猛。
唐生智突然发了一道悬赏令：花十万大洋，买一个叫“江汉清”的记者的脑袋。
这个“江汉清”，其实就是戴笠。
那会儿他还不是后来那个让人听了名字就哆嗦的特务王，只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一个小少校参谋。
他跑到唐生智的后方搞策反，结果演砸了，在河南信阳被扣住了。
抓他的人，正是唐生智手下的宪兵营长，周伟龙。
这时候，命运的轮盘转到了周伟龙手里。
摆在他面前的，也是两笔账：
第一笔：宰了戴笠。
立马进账十万现大洋，在唐生智面前立一大功。
可唐生智反蒋能成吗？
那是没影的事。
再说，这钱也就是一锤子买卖。
第二笔：放了戴笠。
这就很有意思了。
周伟龙是黄埔四期毕业，戴笠也是黄埔出来的（虽然是六期，但这层同学关系那是硬通货）。
如果放了戴笠，那就是卖了蒋介石一个天大的人情。
戴笠那张嘴，那是出了名的能把死人说活。
在周伟龙的大营里，戴笠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硬是把这位“学长”给说服了。
结局大伙都知道了：周伟龙不光没要那十万大洋，反手就把老长官唐生智给卖了，亲自护送戴笠逃出信阳，一路狂奔到南京投奔蒋介石。
这笔“风险投资”，回报率高得吓人。
没过多久，唐生智兵败下野。
而周伟龙因为这次“提前站队”和救命之恩，成了戴笠的铁杆兄弟。
1930年，他入选“十人团”，这是军统最早的胚子；
1932年，他出任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区长，连后来大名鼎鼎的沈醉，当时被他骂得狗血喷头连个屁都不敢放；
抗战期间，他更是坐上了“忠义救国军”总指挥的交椅。
只要戴笠还有一口气在，周伟龙在军统内部那就是横着走，谁敢惹？
那一次“背叛”，保了他二十年的荣华富贵。
既然1929年赌赢了，咋到了1949年就输得这么惨？
表面看是时局变了，实际上是性格惹的祸。
史料里写着，周伟龙瞎了一只眼，人送外号“独眼龙”，性子狂傲自负，做事从来不计后果。
戴笠活着的时候，既能压得住他，也能罩得住他。
戴笠一死（1946年），周伟龙的日子立马不好过了。
军统改组后的“交警总局”，按理说该是他这个长期带兵的人接手，结果上面只给了他一个闲差：“国防部监察局中将监察官”。
这让过惯了呼风唤雨日子的周伟龙心里极度不平衡。
他觉得自己那是人走茶凉，被边缘化了。
所以，当1948年老蒋因为前任局长打仗太烂，重新想起周伟龙，让他接手交警总局时，他脑子里想的不是怎么报效，而是怎么把这支部队变成自己的私产。
他太迷信自己的操作手段，以为还能像1929年那样，在两大势力之间左右逢源，最后跳到赢家那一边。
但他忘了，1929年他面对的是还在成长期、急需人才的蒋介石和戴笠；而1949年他面对的，是杀红了眼、正在清理门户的毛人凤。
毛森在搜查周伟龙下榻的国际饭店时，搜出了全部印信和几百根金条。
这些金条，成了他“图谋不轨”的铁证。
紧接着，新任交警总局长马志超恶狠狠地宣布：“周伟龙图谋不轨，叛变投敌，已经被拿下了！”
周伟龙被押到台湾后，并没有立马吃枪子，而是被关了一年多。
一直拖到上海解放前夕，也许是老蒋觉得留着他也无用了，也许是恨透了他的背叛，最终在死刑判决书上画了圈。
对于周伟龙来说，这或许是最大的讽刺：他这辈子最成功的一把梭哈，是救了特务头子戴笠；而他最后脑袋搬家，却是因为特务系统清理门户。
如果他当时没有去毛人凤家“拜访”，如果他直接带兵去湖南而不是在上海逗留，历史会不会改写？
很难说。
因为交警部队毕竟是特务武装，脑子里的筋极其顽固，就算拉到湖南，这帮大兵肯不肯跟着他起义，还是个未知数。
1986年，在唐生明（唐生智的亲弟弟，也是周伟龙的同学）等人的提请下，这段历史公案才算盖棺定论。
那个当年背叛了唐家兄弟、投靠蒋介石的人，最后又因为试图投靠唐家兄弟、背叛蒋介石而死。
这笔账，终究是算不过老天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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