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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见《刘秀传》第十四章 吃醋与情债54『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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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来，汉光武帝是一个秉性温和的皇帝。
后山认为，有些一般人做不到的宽宏，刘秀都做到了，洛阳和东汉，应该感谢他的治理。
在王莽新朝时期，征徭、兵役、赋税、刑法，都非常重。那是一个特殊的过度时期，社会生产力遭到空前的破坏，农民不是四处流亡、转死于沟壑，就是失去家园、沦为奴隶。
王莽末年，旱蝗肆虐，他们竟然认为那是“神虫” ，不敢扑打，致使多数郡县粮食绝收，一斤黄金只能换一斛小米，民不聊生，饿殍载道。
西汉平帝年间，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边缘，全国人口尚有五千九百多万。迨至王莽垮台，“天下户口减半” ，仅剩两千多万了。生齿急遽减少，又加速了经济的快速萎缩、衰颓。
东汉王朝的诞生，伴随着惨烈的战争。推翻新朝、吞并铜马、收编赤眉，灭掉董宪、秦丰、彭宠、隗嚣等草头王，灭掉另外一些天子如刘永、李宪、公孙述，再加上各种自然灾害，凋零惨状可想而知。
《后汉书·食货传》记载汉光武帝刚上任时的景况曰：“野谷旅生，麻草尤盛，野蚕成茧，被于山阜。”不惟城郭皆空，山川间触目也是遍地荒凉。
身经百战的汉光武帝深知，要弥定祸乱、建设社稷并非易事。智慧的他，选择了“柔道” ，比之“刚术” ，确乎见效。
在东汉初年，连俘虏都是宝贵的，为什么？人力资源贫乏。
王莽统治时期，大量的社会劳动力沦为奴婢。汉光武帝从建政次年——公元26年五月起，到公元38年十二月止，下达了关于奴婢的九道诏令。
“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听之。敢拘执，论如律。”
“天地之性人为贵。杀其奴婢，不得减罪。”
“益州民自八年以来被掠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人；或依托为人下妻，欲去者，恣听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掠人法从事。”
汉光武帝的九道诏令，获得执行，全社会释放了大量奴婢，他们成为庶人，自由稼穑，较快地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王莽“五钧六管” ，立律严苛，吏民百姓摇摇头、摆摆手、抬抬腿、努努嘴，都会治罪。押往长安的犯人不绝于途。
刘秀作为刘玄的大司马执节河北时，常常“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 。执掌朝廷后，立即“解王莽时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 。公元26年到31年，七次大赦刑徒。
刘秀发现社会冲突的根源是因为有严酷的律令。因而他规定，十岁以下，八十岁以上的人，不许抓捕，不许判刑。真犯了大罪，也要减刑处理，送到边疆去，他如果逃跑，去他家里罚款就可以了。
女人如果判了徒刑，不予执行，许其还家，出钱雇人至山中伐木，送给公家盖房子用，就行啦。
统治者对庶民的剥削，都是通过赋税来体现的。比较可恶的统治者，都是疯狂征敛赋税的好手，巧立名目，搜刮不休。
王莽统治时期，就征收“假税” ，吏民开荒，要交“农业税” ，砍柴，要交“林业税” ，挖野菜，要交“湿地保护税” ，名目繁多，不一而足。
汉光武帝主持朝廷工作，山林川泽，允许百姓自由利用，随意渔猎樵采。铁矿的采炼和铁具的铸造，除官府经营外，亦允许私家经营。
特别是在农业上，刘秀体恤民情，柔和宽待。
公元30年，正月，下诏曰：往岁水旱蝗虫为灾，谷价腾跃，人用困乏。朕惟百姓无以自赡，恻然悯之。
面对灾荒，刘秀命令官家拿出库谷，救济高年老人、鳏、寡、孤、独及笃疾重病、家贫不能自存者，每家给五斛小米。
同年六月，又下诏曰：“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政府人浮于事，严重超编，特布令司隶、州牧进行统计，各郡县省减官员。
十二月，又一次下诏减税，将“什一之税”减为“三十税一” 。
同一年内，连下三个中央文件，可以清楚地看出，光武帝为了对付自然灾害，恢复社会生产，采取了最魏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措施。
减轻负担，予民实惠。这在“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的统治者中是罕见的。
由于人口贫乏，兵役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军队为统治者带来了很多利益，却把农民逼入了贫困的深渊，推进了依附化乃至奴婢化的火坑。
反抗统治者的起义，往往与征戍调发兵役有直接的关系。地方部队的存在更是隐患。刘秀意识到了，大刀阔斧地变革了兵役制。
公元31年，刘秀下诏：“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所以，诸郡的地方兵制度，即此撤销，正规部队中的车兵、骑兵、工程兵、楼船兵及其他非野战军编制人员，一律复员。
汉光武帝的“大裁军” ，不仅减轻了郡县的沉重负担，而且有利于王朝的统一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厚葬之风，古来有之。这是最为劳民伤财的蠢举。
后山注意到，近世凡是自称“什么主义”的国家，几乎都要把他们死掉的大头领做成“含水木乃伊”,陈放在透明盒子里，你不妨统计一下有多少具在这里那里放着。这样处理死人，一得不怕呕吐，二得不惧靡费，因为它是“摆葬”，比“厚葬”神经病多了。
赤眉军第二次入长安，皇家陵园都被挖掘了，惟独霸陵汉文帝遗冢安然无恙。
文帝素尚节俭，鄙视奢华，拒绝厚葬，墓里边没东西。
汉光武帝于公元31年正月诏曰：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仓促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终之义。
刘秀对干部队伍的治理，也有可以圈点之处。
公元40年，一次大封功臣三百六十五人，封刘家列侯一百三十七人。
干部队伍是扩大了，但他们手中的权力被薄化了，弱化了。
刘秀让邓禹带头交出了将军的印绶，换给他们以王侯的待遇，让他们享清福。
打天下的数百位功臣，不再重用了，但多多地给他们俸禄，让他们过安乐日子。
当然，每当朝廷进行大宴的时候，刘秀不会忘记把众功臣召来，让大家一块儿高兴高兴，多喝几杯。
朝廷中，刘秀多选用那些没有贪念的人，像蔡茂、杜林，都是清廉的官员。
至于地方高级长官，也是选用那些一向有好名声的人来担任。九真太守伍延，桂林太守卫飒，卢江太守王景，都能为民兴利。
当时的江陵县令刘昆，在县里发生大火时向火叩头，大火熄灭了。由于他平时对老百姓仁爱有加，百姓都认为是他的仁德感天。
后来刘昆做了弘农太守。弘农地方山多，山上有很多老虎，刘昆到任以后，老虎都渡河到别的地方去了，地方治安难得的静好。
刘秀听说了，把刘昆召来，问道：“你以前在江陵的时候，大风竟把火吹灭了，后来到了弘农，老虎都渡河跑了，你是做了哪些好事，以致于发生这样的奇妙结果？”
刘昆回答说：“不过都是偶然凑巧罢了。”
旁边的人都吃吃地笑。刘秀却赞叹刘昆是真正的忠厚老实人，说话一点不滑头，如果换了别人，不是自夸，就是阿谀奉承，于是加封刘昆为光禄勋。
在国家富裕之后，刘秀不断给地方官员涨俸禄，使他们经济上和政治上同样风光。
汉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恩遇百姓，礼待官员，民富国强，威望日隆，连海上小国日本也不嫌遥远，派遣特使，奉贡朝贺。
公元57年，“倭奴国”的一帮子来到洛阳了，光武帝令礼宾部官员接待他们，安置住宿，安排参观，是处都让倭客们一愣一愣的。
光武帝刘秀专门制作“汉倭奴国王印”一枚，金的，赐给当时的日本君主。《后汉书》对这印章有专门记载。
后来日本人大意，把该金印弄丢了。
长期里，日本人提起丢印的事，就拍大腿。
公元1784年，日本福冈市志贺岛挖地基，哈，挖出来了这颗宝印！
“汉倭奴国王印” ，通体高二点二厘米，印台高零点九厘米，台上有蛇形印纽，印面正方形，边长二点三厘米。
经专家鉴定确认，该出土物正是《后汉书》里所记载的那一枚金印。
需要说明的是，“倭”字在金印上作“委”字，汉时文字并不严格，“倭”和“委”是一回事。
近代变法人士黄遵宪，著有《日本国志》 ，里边说，他当时做驻日本公使，“尝于博览会中亲见之” 。
现在这颗金印收藏在福冈市博物馆中，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宝” 。
当年挖出金印的地方，日本人立了一通石碑，上刻“汉委奴国王金印发光之处” 。
汉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明慎政令，量时度力，退功臣而进文吏，止兵戈而牧马牛，此类举措，效果确实显著。
汉光武帝的“柔道”所治，终于使社会生产力从破坏、瓦解状态，走上了恢复、发展的道路。官属忠其职守，百姓乐其所业。
刘秀传
任 见 著
本书简介
本书为任见先生创作的东汉光武皇帝刘秀的传记。刘秀于西汉末年起兵于舂陵，昆阳之战挽狂澜于既倒，致百万敌兵一时土崩瓦解，敲响了新朝王莽政权的丧钟；继而刘秀徇略河北，平王郎，降铜马，奠定中兴之基；统一天下后刘秀定都洛阳，重新恢复汉室政权，整顿吏治，强化集权，中兴汉朝，成为一代重量级君王。本书立足史实，以刘秀的政治生活和情感生活为主线，以磅礴跌宕的故事情节和艺技独运的构思布局，以简约与饱满臻于极致的洗练文笔，将历史人物传记小说的艺术魅力推到了新颖动人的境界。
目 次
第一章 捕蝶的小丫头……………………
第二章 杀开血路的勇士…………………
第三章 哀情与婚礼………………………
第四章 小人得志的活剧…………………
第五章 大司马言之有理…………………
第六章 温婉涵蓄的新夫人………………
第七章 双喜比临…………………………
第八章 久别胜新婚………………………
第九章 洛阳南宫的宽恕…………………
第十章 次第奏凯…………………………
第十一章 得陇望蜀………………………
第十二章 好德如好色就好啦……………
第十三章 苍天黄土掩奇冤………………
第十四章 吃醋与情债……………………
第十五章 千古谜案的见解………………
第十六章 刘氏的基业……………………
第十七章 烧饼翻不休……………………
第十八章 外戚与宦官……………………
第十九章 锋光逼目七宝刀………………
第二十章 哀痛与愧悔……………………
著者任见简介
1.多位北大博士推荐：任见先生的《大唐上阳》（15卷），与众不同的认识价值。
2.后山学派杨元相、鸿翎[台]、刘晋元、时勇军、李闽山、杨瑾、李意敏等诚挚推荐。
3.后山学派杨鄱阳：任见先生当年有许多思想深邃、辞采优美的散文在海外杂志和报纸发表，有待寻找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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