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国民党疯狂"劫收"，三青团如何成了被围攻的"眼中钉"？|三青团|团部|敌伪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进入1945年，随着德、意两国的战败投降，欧洲战争宣告结束。

因此，国民党政府把作战计划的重点，放在配合美军在华登陆、进行攻上。

当时估计，抗战最后胜利尚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战争的结局却来得格外迅速。在美、苏军队的巨大打击和中国军民的战略反攻下，日本的战争机器很快土崩瓦解。

1、协助接收事务

国民党政府还没有做好准备，抗日战争的胜利就“突然”降临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华的一百多万日军也被迫放下了武器。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八年抗战的中国军民，终于迎来了盼望已久的最后胜利！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三青团中央团部加紧调整原定计划，转移工作重点，采取各种措施，努力配合国民党政府进行受降、接收和复员，同时积极推行团务活动。

为了指导各地的复员工作，中央团部颁发了《复员工作纲要》，还制定了《各级团部善后复员服务队组织通则》，将原来的青年战地服务队，一律改组为“善后复员服务队”。

过去的沦陷区即现在的收复区，一直是三青团团务的薄弱点。为在各收复区迅速开展团务，中央团部制订了《督导团务计划大纲》，将全国收复区划分为京沪江苏区、平津河北区、粤桂区（附广州市）、湘鄂区（附汉口市)、浙赣区、东北区、港九澳区、绥察区、豫晋区、鲁青区等十大督导区。并于1945年9月初，先行指派中央干事李寿雍、黄宇人、程思远、柳克述、吴兆棠等人，“会同第一批军政接收大员”，分别视察京沪江苏、平津河北、粤桂、湘鄂、浙赣等地区，并督导当地团务。

山东支团自建立以来，中央团部迄未派员视导，鉴于当时山东所处地位之重要，1945年底，中央团部又特意选派中央干事李瑞生前往鲁青区督导当地团务活动。

各地支团根据中央团部的指示，积极进行战后诸项工作。在上海，日军投降消息刚刚传开，上海支团即公开活动，与国民党市党部联名发表《告上海市民书》，阐明时局真相，呼吁市民沉着镇静，服从中央，协助地方。

在北平，当胜利来临之日，平津支团北平分团即发表告北平青年书，提出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是：“统一青年的思想，统一青年的组织，统一青年的行动。”

国民党军队抢占上海、北平，当地三青团组织发挥了比较突出的作用，因而受到中央团部的嘉奖，称“上海、北平等地团部，更能于日本投降、国军未达之时，出而维持地方秩序，办理肃奸肃反工作，收效尤宏”。

在湖南，湖南支团迅速颁布了《战地服务队复员工作指导纲领》，9月6日，湖南支团首批先遣人员抵达长沙，立即筹备复刊《中兴日报》，开展复员宣传。并派出有关人员协助国民党军队接收日军枪械，联合湖南党政军各界组织湖南省党政接收委员会，办理接收；战地服务队负责协助政府清扫战场，调查户口，侦察共产党情况。

9月23日至10月4日，湖南支团部及湘西办事处工作人员，先后全部集中长沙，全面展开复员工作。

三青团系抗战以后在武汉成立的组织，在首都南京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办公地点。为了准备将来还都办公，中央团部与南京市政府进行了交涉，要求“尽先就日产逆产，优先拨用并发给接收证”，并开出所需房屋清单。

书记长张治中曾多次致电南京市长马星樵，提出“本团拟在贵市新街口、城北、城南、下关设立青年馆各一所，兴办青年福利事业，辅导青年社会活动”，“请吾兄惠予协助，就公产或逆产中指拨适当房屋以作馆舍”。马星樵在复电中云：“本府已于无可设法中暂将本府原址拨借为贵团部临时办公处之用。”

最后经过多方努力和协商，决定将南京鼓楼的原陆军大学大厦，划拨中央团部作为办公处。

在复员过程中，三青团加紧防共、反共活动，注意“抚慰沦陷区青年，及思想纯正之学校员生，揭发奸伪诱骗青年之阴谋，彻底防止其活动”。

随着抗战的胜利，教育机构和大专院校也面临接收复员的任务，这一工作与三青团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中央团部为此采取了以下三项措施。

第一，研究收复区青年思想。

中央团部认为原沦陷区青年思想“错综复杂，无所适从”，为了达成所谓“思想训练”的目的，特派中央团部干部训练组组长张富岁前往平津一带从事研究，据称获得了“相当丰富”的资料，有助于加强对收复区青年的思想控制。

第二，配合临时大学补习班训导工作。

抗战胜利后，教育部在主要收复区设置了临时大学补习班。中央团部为了加强各临大补习班的训导工作，特商请教育部批准由中央团部选派适当人员担任训导长职务：

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派张富岁担任训导长，并派姜志诚等11人前往协助工作；南京临时大学补习班，派吴兆棠担任训导长；上海临时大学补习班主任，因系由与三青团关系密切的李寿雍担任，故未再另外选派训导长。

第三，设立南京建业补习学校。

当时据南京支团部报告，南京收复以后，失学失业之青年为数甚多，提出本团应设法辅导，建议设置建业高级补习学校，后由中央团部拨款补助南京支团举办。上述措施，使三青团在收复区教育机构和大专院校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2、三青团接收争夺的劣势

在复员接收过程中，也暴露出三青团存在的许多问题。

首先是以战胜者自居，自认为是抗战功臣，以居高凌下的姿态，对收复区人民颐指气使，百般责备。

而在他们眼里，收复区人民都是无功受禄，坐享其成，不知感恩戴德，甚至忘恩负义之辈：

“上海市民似乎一觉醒来就很容易地做了一个胜利国的国民”，“上海市民将以何种工作、何种态度去证明或解释其‘坐享胜利’的权利”？“上海的一般市民，忘记了在曙光刚现，青年团升起第一面青天白日旗的时候，他们是如何的热烈狂欢，当国军未到，敌伪尚未缴械，他们是依靠了谁才敢趾高气扬，自称为大国民，忘记了当时上海的秩序，是由谁来维持的，全体市民的精神食粮与消息报道，是谁来供给的？”

三青团在收复区学校发展组织，也动辄以势压人，不可一世。

平津地区教育当局反映：

“三民主义青年团派在学生中工作者，多以公开形式争取学生，动辄以势力及威吓服人，致使学生时起反感，收效极微。而奸伪及民主同盟则针对学生隐痛，以谦虚、和蔼、忍苦、耐劳之态度，在学生群内争取领导地位，收效颇大。”

这种以胜利者自居的优越感，使国民党、三青团在收复区很快失去人心，并陷于孤立。

其次，各级接收人员趁机巧取豪夺，大肆贪污，中饱私囊。

当时舆论反映：

“他们的胆量大的惊人，又因为‘天高皇帝远’，他们是某某特派员，某某接收委员，各处乱贴封条，一切物资，好的都囊括到他们的口袋里去‘处理’了。”很多接收人员以“接收”为名大发横财，竭力搜刮“金子、车子、房子、女子、票子”，被老百姓称为“五子登科”，使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劫收”。

有人将出现这种腐败现象的原因归为：“在抗战期间，大家的利害相同，都在忙着打倒敌寇，挽救刻不容缓的民族危机。等到战事结束，大家心头一松，自私自利的弱点又完全暴露无遗，大家惟利是图，为着私人的利益而奔波，把建设国家的大事置诸于脑后。”

实际上，它是长期以来国民党政权内部腐败的一次公开暴露与恶性膨胀。

再次，整个接收过程混乱无序，形成你争我夺的局面。

抗战胜利后，各收复区都面临接收的问题。为了集中统筹收复区的党政接收事宜，国民党政府于1945年9月颁布了《省（市）党政接收委员会组织通则》，其中规定：

“各省（市）为集中统筹该管收复地区党政接收事宜，设置党政接收委员会，受中国陆军总司令及该地区受降主官之监督指挥。”“省（市）党政接收委员会以该省（市）最高行政长官（主席或市长）、省（市）党部主任委员、三民主义青年团省（市）支团部干事长、省政府各厅处局长、市政府各局长、中央军政各部会接收特派员或其所指定之接收人员，必要时得请有关机关参加组成之，以该省（市）最高行政长官为主任委员。”

关于三青团参加接收的对象和范围，蒋介石曾对中央团部下达手谕：“敌伪时期各地伪青少年团，伪新民学会及一切伪青年组织，交由三青团各同级团部接收，并依法逮捕其重要份子。”

表明三青团在接收中只能扮演一个次要的角色。

由于国民党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各自为政，各系统、各机关都不遵守上述规定，而是争先恐后，捷足先得，接收单位“言行互异，步调各殊，简直不像是一个政府派去的人员”，使整个接收过程陷入一片混乱。接收变成了国民党政权内部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过程。

三青团是国民党政权的后来者，在这场斗争中仍然处于下风。原来规定交由各级团部接收的那部分“敌产”，也无奈“各省市多以种种关系，未能遵办”，致使“本团各级团部地址问题，无法解决”。

与国民党各级党部大肆接收的情况相比，更使三青团感到愤懑不平，他们对自己“未进行接收敌伪生产机构”，深感“坐失时机之错误”，一再要求与党方分享接收利益，多次提出“向党部交涉分拨已接收之敌伪财产”。接收中的分赃不匀，进一步加深了党团之间的嫉视与恶感。

3、被围攻的例子

在接收复员过程中产生的尖锐矛盾，可以从三青团上海支团迅速由盛而衰的例子中看出来。抗战时期，上海支团一直在上海及苏南地区坚持地下活动，进行反对日军和汪伪的斗争，各级团队在斗争中得到了发展和壮大。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上海光复，作为一支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上海支团首先公开活动，得以迅速接管上海，并提出了建设“光明正义的新上海”的口号，以扩大影响。

当时上海支团负责人吴绍澍被任命为东南特区政治特派员、军事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三青团上海支团筹备处主任及上海社会局局长，身兼六项要职，大权独揽，红极一时。

上海《正言报》还发表了社论《迎我们的领导者》，对吴绍澍极尽吹捧之能事。吴绍澍在团刊上发表文章预言：

“本支团位于上海，根据抗战的经验，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后的建国工作，对全国其他各地来说，仍具有模范的决定作用，成为所有工程中最有力的一环。”

流露出以三青团组织为基础，把上海变成今后全团乃至全国示范基地的野心。

但吴绍澍毕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他在国民党内的资格很浅，也缺乏有力的靠山，由他领导的上海支团出面控制上海，激化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为了争夺上海的地盘，CC派的潘公展、吴开先、方治等人，与上海“闻人”杜月笙、军统头子戴笠相勾结，联合围攻吴绍澍及其上海支团，他们攻击的一个重要借口就是接手问题。

上海支团在上海光复后，抢先接收了一批敌伪房产，作为各级团部的办公及活动场所，不久社会上就开始流传各种说法。

“于是一传十，十传百，说什么青年团收了多少金条，占据了多少房屋啦，诸如此类荒谬绝伦的谣言，不一而足，起初同志们抱着任劳任怨的态度，置之不理，可是谣逐传来，竟变本加厉，内容之无稽，更属令人啼笑皆非。”

面对各种流言，上海《青年日报》公开出面予以澄清，称“至于房屋，我们不否认，是借了几所作为办公处的，可是我们既非由抢劫而得，又非由私人授受，每一所房子，每一件器具，完全是经市政府当局的合法手续而拨给的”。

吴绍澍也信誓旦旦地保证：“自从接收时期直到现在，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同志做任何一件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这是事实。”但对于各方面的批评，上海支团也不得不进行自我检讨，约束工作人员的行为。

吴绍澍在支团大会上指出：

“我们的工作干部往往只知道苦干奋斗，而忽略了手续和人事方面的种种条件，这当然不能算错，但是却容易因此得罪其他方面，也因此给予奸党及其他方面攻击的缝隙，所以今后我们应当注意到办事的手续和人事处置等等问题，使我们的工作更能得到合理的开展。”

他一再提醒大家：

“因为目前的环境不同了，过去一往直前、放开手做的方式，已完全不适用，热忱在今天，将不再是成事的主要条件，而必须把技术的处理渗透进去”，“忽略了这点，无有不影响到业务开展的”。“另一方面，同志们的自我检束也是需要的”。

上海支团部还为此通令各级团队，要求“嗣后团员自身尤须切实检束，免滋误会，并全团誉，是为至要”，以避免外界的批评和指责。为了搞垮吴绍澍，其对手无所不用其极，甚至采用了暗杀手段。在国民党各派系的围攻下，终于导致了吴绍澍的垮台。

1946年10月，吴绍澍被先后撤销上海市副市长、社会局局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等职务，分别由CC方面的吴开先、方治等人接替。吴绍澍遭到排挤后，上海支团也盛极而衰，又变成了上海政治舞台上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

对于吴绍澍和上海支团在抗战胜利后的所作所为，三青团内部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不少人认为吴绍澍和上海支团部对此负有责任，但也有人一直为吴绍澍和上海支团鸣不平，认为其在抗战时期坚持地下活动不无功劳，他们是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4、青年军与国立政治大学的争夺

青年军复员是三青团复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结束之后，青年军的去留存废问题，在国民党和三青团内曾引起一番争议。当时，不少青年军官兵强烈要求复员，在党内和团内也有人认为青年军的使命已经完成，应予以撤销或改编为普通部队，这种意见遭到了青年军政治部的强烈反对。

政治部副主任胡轨宣称：

“十万知识青年军系应领袖之号召而来，系领袖伟大精神具体表现之历史事实，为领袖威信计，为国家前途计，均不能使青年军违反初衷，而告失败。”

为此胡轨提出了《编练全国知识青年军方案（草案）》，以“作为建设新国防军之基础”。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保留青年军番号和编制，第一期青年军准予复员，同时准备招收第二期青年军，进行组训。

1946年初，首先成立了青年军复员委员会，以陈诚为主任委员，蒋经国为副主任委员，负责研究筹划青年军复员事宜，拟订相关办法。

蒋介石随即下达指示：

青年军复员不是青年军的结束，而是青年军新发展的开端，今后要制定一套办法，使青年军成为国民党军队后备兵员的精英；同时要加强复员青年军的政治组训工作，使他们在社会上成为一股“新兴的革命力量”。

上述蒋介石关于青年军复员的设想和意图，成为指导青年军复员工作的基本方针。

同年2月，军事委员会设立了青年军复员管理处，由军政部长陈诚兼处长，蒋经国、彭位仁、邓文仪为副处长，负责统筹办理青年军复员事宜。在青年军复员方面，采取了下列措施。

首先，青年军政工班正式宣布并入中央干校，由中央干校补发文凭，政工班毕业学生取得中央干校学籍。

其次，复员青年军分为升学和就业两个途径。上大学的，送入各地成立的大学先修班或直接送入各院校；上中学的，除介绍到各地中学外，其余进入各地举办的“青年中学”就读。就业的，除返回原机关者外，其他则进入青年职业训练班，结业后分发工作。

再次，青年军八个师维持原来的建制，军政干部仍照编制保留，各个师设立一个“军士教导营”，收留志愿人员，准备担任第二期青年军的下级军官。

1946年6月3日，第一期8个师的青年军宣布复员，全部退役离营。蒋介石在对复员青年军发表的讲话中，要大家“宝贵过去这一年的士兵生活的训练”，复员之后到社会上成为“民众的领导者”和“革命建国的干部”。

国民党政府将这一天(6月3日)定为“青年军复员节”。为了加强复员青年军的联系，还在各大城市成立了“青年军通讯处”，稍后改名为“青年军联谊会”，作为蒋经国系控制复员青年军的外围组织。

中央干校是三青团中央的干部培训机构，也是蒋经国系的大本营，干校如何实行复员，关系重大。抗战胜利之后，蒋经国就提出，在复员工作中“要大大开创新局面”，并指出扩大中央干校是复员工作的中心任务。但中央干校成立于抗战后期，在南京既无校址也无历史联系，面临一个选择何地发展的问题。副教育长胡轨建议：干校不回南京，而是复员北平，在北方建立根据地。

这一建议得到了蒋经国的同意，他指示干校准备迁往北平，在那里开创新局面，同时准备筹设大学部，并在东北和西北设立分校。然而，中央干校北迁的计划被CC控制的教育部所搁置，迟迟得不到批准。

1946年初，教育部又通过行政院向最高当局建议，国家行将“立宪”、“行宪”，为名正言顺培养政治人才，应设立“国立政治大学”；同时陈立夫又向蒋介石上书，称“中央政治学校”和“中央干部学校”应当并入即将设立的“国立政治大学”。

上述建议都获得了蒋介石的批准，于是中央干校单独北迁扩建的计划就被无形中取消了。

国立政治大学预定由蒋经国担任教育长，蒋介石兼任校长，这表明在新成立的政治大学中，干校系统仍将占据主要地位。

蒋经国在干校高层会议上表示，将来在政大要进一步发扬干校的传统，实现干校的理想和目标。中央政校是CC派经营多年的阵地，当然不愿自动放弃。

为了争夺对政治大学的主导权，CC的政校系和蒋经国的干校系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1946年10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与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合并，正式成立国立政治大学，隶属教育部，蒋介石亲自兼任校长，并任命蒋经国为教育长。

但这一任命遭到了政校学生的强烈抵制，掀起了抗议运动，并在标语口号中“对蒋(经国)极尽讥讽侮辱之能事”。政大的反蒋风潮，使蒋经国无法上任，最后只得改由段锡朋出任教育长。在两校合并过程中，中央干校由于历史太短、规模太小，在各方面都处于劣势，无法与中央政校相抗衡，新成立的国立政治大学仍然为CC派所控制，中央干校实际上被吞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