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8日清晨，南京监狱的铁门吱呀作响，值班卫兵把当日的《中央日报》塞进牢房。陈独秀撑着单薄的被褥坐起，看见头版大字“卢沟桥冲突”，轻声自语：“大事到了，终究关不住人。”三周后，他被提前释放。一场关于去向的抉择，也在这一刻被推到了台前。
重获自由的身体并未掩住他的咳嗽，沉积五年的想法却在胸腔里翻腾。蒋介石派人送来口信：“劳动部长的位子空着。”陈独秀没接话，转身吩咐家中小童备纸笔，写下八个字——“国难当头，不作走卒”。那名来使碰了个硬钉子，悻悻而去。
消息传开，国民党高层仍不死心。有人提出出资十万元，帮他组建“第三党”。陈独秀摇头冷笑，嘴唇翕动：“用我名头糊弄世界？免谈。”此时，他心里只有一条路——北上延安。因为在那里，抗日前线的逻辑与自己的主张最为契合。
决定已下，他托老学生罗汉前往西安、再打听去延安的门道。罗汉带着叶剑英的介绍信，奔波在雨季塌方的秦岭公路上。到了西安，正遇林伯渠。两位旧识寒暄后，罗汉直言：“老师想去陕北效力，可否代为通报中央？”林伯渠点头，应允发电。
林伯渠的电报当天晚间抵延安。毛泽东和张闻天碰头商量。张闻天一句话戳穿核心：“连蒋介石都暂时合作了，独秀先生当然更应争取。”讨论持续到深夜，最后敲定三条：一，公开否定托洛茨基主义；二，表态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用行动证明诚意。毛泽东随后在电报落款处补了一句：“条件实现后，其余问题再议。”
9月10日，罗汉回到南京郊外的租屋，向陈独秀复述了回电内容。他故作轻松，用笑掩饰担忧：“中央没关门，只是提了三个要求。”陈独秀听完，沉默良久，只吐出一句：“二、三条无碍，第一条——何错之有？”短促的对话，像一记钝刀划开了罗汉的希望。
就在此时，王明、康生自莫斯科抵达延安。王明另起炉灶的提议，把陈独秀打成“日方津贴对象”，语气凌厉。谣言一出，社会舆论哗然。陈独秀私下愤慨，拍案道：“杀身成仁可，岂能蒙冤？”但他依旧拒绝在声明上写下“认错”两字，眼看与延安的距离越来越远。
1938年春，他迁到武汉躲避战火。前来探视者络绎，暗探也随之而来。生活的压抑让他决意南下江津。在那里，租一处石墙小院，埋头整理《老子今译》《宋十三家诗选》。稿费到手，他只取碎银维生，其余尽数押箱，绝不让人说他“收了谁的施舍”。
同年冬，周恩来专程从重庆赶来。老人正卧病，听见院外脚步声，掀被坐起，低声道：“是恩来？”周恩来点头，缓缓说：“中央仍盼你去延安，条件依旧，但诚意不减。”病榻旁静得只剩风声。片刻后，陈独秀摇头：“会开不完，我也老了。做摆设无益，不如在此读书。”周恩来轻叹，把互济会筹来的百元银圆放桌角，又轻轻退出。他明白，再劝也无用。
江津岁月清贫到极致。柴米短缺之际，潘兰珍悄悄动过政府给的两万元稿费，陈独秀得知，厉声制止：“动它，后世便疑我。”张国焘寄来五千，他也原封退回，仍旧穷得叹气，却从未向任何阵营低头。
1942年5月27日凌晨，肺气肿夺走了他的呼吸。桌旁那盏煤油灯燃到尽头，纸上停着一句未成的注释。当地师生自发抬棺，沿长江边小路缓缓而行，人少无鼓吹，惟有川江夜雨。讣告上写：“近代史上先行者，卒年六十三。”
回看整件事，三条电报条件与一位老人的倔强相持多年，终究没有交集。人物的选择，折射出政治合作的复杂，也暴露出个人性格的棱角。历史没有如果，只留下陈独秀拒绝蒋介石、却又未能踏上陕北黄土地的遗憾事实。他的文字仍在，他的分量，也早已进入研究者的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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