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王氏双雄的殊途：王敦叛乱悲剧收场，王导辅晋留芳百世|司马氏|司马炎|司马睿|司马绍|王导|王敦|琅琊王氏双雄的殊途

咸和二年（公元324年）的深秋，建康城外的荒郊野地，寒风卷着枯叶，刮过一具刚被从棺材里拖出的尸体。尸体的主人，正是曾经权倾朝野、号称“王与马共天下”的镇东大将军王敦。此刻，他的棺椁被劈开，尸身被扒去殓衣，任由刀斧手剖棺戮尸，骨灰还要被抛入长江——这是晋明帝司马绍对他叛乱的最终惩戒。

而就在同一座都城的皇宫里，三年后（公元327年）的朝会上，晋成帝司马衍正握着一位白发老臣的手，嘘寒问暖，满朝文武都对这位老臣躬身行礼，他便是王敦的亲堂弟、东晋的开国元勋王导。后来王导病逝，晋成帝更是举哀于朝堂，赐谥号“文献”，以帝王规格厚葬，其子孙后代也世代簪缨，延续着琅琊王氏的荣光。

谁能想到啊，这对出身同一豪门、曾并肩辅佐晋室的堂兄弟，结局竟会如此天差地别！更没人能料到，二人命运的伏笔，早在几十年前洛阳城的一场豪门夜宴上，就已经埋下——那场以美人性命为赌注的劝酒闹剧，早就把二人的性格底色、人生格局，暴露得淋漓尽致。而这一切的开端，都要从西晋末年洛阳城里的奢靡浮华，以及琅琊王氏兄弟初入仕途的那段岁月说起。

1、西晋末年洛阳门阀斗富的荒唐盛宴

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灭吴，统一了天下，结束了近百年的三国乱世。可天下一太平，西晋的权贵们就彻底放飞了自我，尤其是洛阳城里的世家大族，一个个争奢斗富，把奢靡之风玩出了新高度，哎，那场面，说出来都让人咋舌！

当时洛阳城里最能“炫富”的，当属两大豪门：一是大司马石崇，二是外戚王恺（晋武帝的舅舅）。这俩人斗富的事迹，直到现在都是历史上的经典笑谈。王恺家用麦芽糖刷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在自家门前的路上，用紫丝布做了四十里的屏障，石崇就用更贵重的锦缎做了五十里，直接压过王恺一头；晋武帝为了帮舅舅撑场面，赐了他一株二尺高的珊瑚树，王恺得意洋洋地拿去给石崇看，结果石崇随手就用铁如意把珊瑚树砸烂了，然后让人搬出十几株三四尺高的珊瑚树，让王恺随便挑，王恺当场就蔫了。

这种斗富，不光是比钱财，还比“排面”——也就是谁能拉拢到更多的世家子弟站队，以此彰显自己的权势。琅琊王氏作为当时的顶级门阀，自然成了石崇和王恺争抢的对象，而刚在洛阳为官的王敦和王导，因为出身琅琊王氏，又都是族里的青年才俊，就成了王恺重点拉拢的目标。

王敦比王导大十岁，当时已经是黄门侍郎，性格张扬、野心勃勃，特别享受这种豪门交际的排场；王导则刚入仕途，任秘书郎，性格沉稳、心思细腻，对这种斗富闹剧打心底里反感，可碍于家族颜面，又不得不跟着堂兄去应酬。

王恺为了笼络门阀子弟，经常在自家府邸大摆夜宴，宴席上的山珍海味、奇珍异宝自不必说，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他定下的一个变态规矩：每次设宴，都会挑选数十名年轻貌美的姬妾，专门给客人倒酒；只要有客人不喝姬妾斟的酒，就立刻把这个姬妾拖出去杀掉，再换一个来劝，要是还不喝，就继续杀，直到客人把酒喝了为止。

这哪是劝酒啊，分明是拿人命当儿戏！可洛阳城里的权贵们，要么是为了巴结王恺，要么是怕得罪他，每次都乖乖喝酒，没人敢反抗。而那些倒酒的姬妾，每次宴席都吓得瑟瑟发抖，端酒杯的手都在抖，生怕哪个客人一时兴起不喝酒，自己就成了刀下亡魂。

王敦和王导第一次参加这种宴席时，就见识到了这个规矩的残酷。当时有个外地来的官员，不知道王恺的规矩，婉拒了姬妾的敬酒，王恺当场就变了脸，喝令家丁把那姬妾拖出去，没一会儿，就传来了姬妾的惨叫声。满座宾客都吓得脸色发白，只有王敦，端着酒杯，嘴角还带着一丝冷笑，仿佛这惨叫声只是宴席上的助兴节目。

也就是在这场宴席之后，王敦和王导的性格反差，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展露无遗，而这反差，也成了二人一生命运的分水岭。

2、洛宴杀姬的冷酷与仁厚的初露锋芒

元康元年（公元291年）的一个冬夜，王恺的府邸再次张灯结彩，大摆宴席，王敦和王导又被邀请到场。这次的宴席比以往更奢华，堂上的烛火照得如同白昼，歌姬们在堂下翩翩起舞，而那些负责倒酒的姬妾，一个个妆容精致，却面色惨白，眼神里满是恐惧。

宴席开始后，姬妾们端着酒杯，依次给宾客敬酒。轮到王敦时，倒酒的是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梳着双丫髻，手一抖，酒都洒在了王敦的衣襟上。小姑娘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连求饶：“将军恕罪，奴婢不是故意的！”王敦却面无表情，只是摆摆手让她起来，重新斟酒。

小姑娘哆哆嗦嗦地斟满酒，递到王敦面前，王敦却端坐着，眼皮都没抬一下，压根不接酒杯。小姑娘急得眼泪都掉下来了，哽咽着说：“将军，求您喝了这杯酒吧，奴婢不想死啊！”可王敦还是不为所动，甚至还端起桌上的茶，慢悠悠地喝了起来，仿佛没看到小姑娘的哀求。

王恺坐在主位上，看到这一幕，嘴角露出了玩味的笑容，他对着家丁使了个眼色。两个家丁立刻冲上来，架起小姑娘就往外拖。小姑娘一边挣扎一边哭喊：“将军救我！王大人救我！”声音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了一声凄厉的惨叫，然后就没了动静。

满座宾客都低着头，没人敢说话，只有王敦，依旧面不改色，甚至还拿起筷子，夹了一口菜放进嘴里，嚼得津津有味。紧接着，又一个姬妾被推了上来，继续给王敦倒酒，这个姬妾吓得腿都软了，酒杯端到王敦面前时，酒洒了大半。王敦还是不喝，没一会儿，又一声惨叫传来，第二个姬妾也被杀了。

连杀两人后，王导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本来就不善饮酒，平时一杯就倒，可看到第三个姬妾又要被推上来，他赶紧站起来，对着王恺拱手说：“王公，我这位堂弟性子执拗，不如让我替他喝了这杯！”说着，不等王恺回话，就抢过姬妾手里的酒杯，仰头往嘴里灌。

那酒是烈酒，王导一口下去，就呛得面红耳赤，咳嗽不止，眼泪都咳出来了，可他还是硬撑着，把整杯酒都喝光了。第三个姬妾看到这一幕，眼泪瞬间掉了下来，对着王导深深鞠了一躬，嘴里喃喃道：“多谢大人救命之恩！”

王敦看到王导替他喝酒，嗤笑一声，说：“阿导，你这是何必？不过是个卑贱的姬妾，死了就死了，值得你这么拼？”王导擦了擦嘴角的酒渍，瞪了王敦一眼，说：“人命关天，岂是你说的这般轻贱！”王敦却不以为然，摆摆手说：“妇人之仁，成不了大事！”

这场宴席过后，洛阳城里的人都在议论这件事。有人说王敦心狠手辣，是个枭雄；有人说王导宅心仁厚，是个君子。而那些侥幸活命的姬妾，更是对王导感激涕零，有个姬妾后来逃出了王恺府邸，还特意去王导的府邸外，磕了三个响头才离开。

可当时的人们只看到了二人的性格反差，却没意识到，这场宴席上的抉择，已经预示了他们未来的结局：一个视人命如草芥，终将因权力反噬而身败名裂；一个惜命存仁，终将因坚守本心而功德圆满。

3、琅琊王氏辅佐司马睿的江东之路

元康元年之后，西晋的朝堂彻底乱了套。先是贾南风专权，引发了“八王之乱”，宗室诸王互相残杀，洛阳城成了战场；接着是永嘉之乱，匈奴人刘渊、刘聪率军攻破洛阳，晋怀帝被俘，西晋的统治彻底崩塌，中原大地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浩劫。

在这场乱世里，无数中原百姓和世家大族开始往南方逃难，史称“衣冠南渡”。琅琊王氏作为顶级门阀，自然也在逃难的队伍里，而王敦和王导，此时已经把目光投向了镇守江东的琅琊王司马睿——他们知道，这是琅琊王氏乃至晋室的唯一出路。

司马睿是晋武帝司马炎的侄子，在宗室里地位不算高，而且江东地区的世家大族（比如顾、陆、朱、张四大家族）压根不认可他，他在江东的日子过得很憋屈，连个像样的朝会都没人来参加。王导看出了司马睿的困境，也看到了机遇，他对王敦说：“如今中原大乱，晋室危在旦夕，唯有辅佐琅琊王站稳江东，才能保住晋室的香火，也能保住我们琅琊王氏的地位！”

王敦虽然野心大，但也知道堂弟的话有道理，就和王导一起，开始帮司马睿谋划。王导先去拜访江东的世家大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如今中原沦陷，胡人肆虐，唯有大家团结起来，辅佐琅琊王，才能保住江东的安稳！”他还代表司马睿，承诺会尊重江东士族的利益，不会强夺他们的土地和权力。

江东士族本来就怕胡人南下，再加上王导的诚意，终于答应支持司马睿。有一次，司马睿要去郊外祭祀，王导特意让他坐上华丽的马车，自己和王敦则率领一众中原士族，骑马跟在后面，浩浩荡荡地穿过建康城的街道。江东士族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原来司马睿有这么多中原士族支持，从此对司马睿刮目相看，纷纷前来归附。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王导定江东”。在王导和王敦的辅佐下，司马睿终于在江东站稳了脚跟，建康城也成了中原士族的避难所，渐渐恢复了生机。王敦因为军功卓著，被任命为镇东大将军，掌管江东的兵权；王导则被任命为丞相，负责处理朝政，琅琊王氏的权势，也跟着水涨船高。

可就在这个过程中，王敦和王导的分歧也开始显现。王导一心想着“匡扶晋室，稳定江东”，凡事都以司马睿的名义行事，从不僭越；王敦却觉得，司马睿能有今天，全靠琅琊王氏，尤其是他自己的军功，所以越来越专权跋扈，甚至不把司马睿放在眼里。

有一次，司马睿想任命自己的亲信为丹阳尹，王敦知道后，直接上书反对，还逼着司马睿撤了任命，换成了自己的人。司马睿气得不行，却又不敢得罪王敦，只能私下对亲信说：“王敦这是要反啊！”可就算这样，司马睿也只能忍气吞声，毕竟他的皇位，还得靠琅琊王氏撑着。

4、王与马共天下后兄弟歧路的野心伏笔

建武元年（公元317年），晋愍帝司马邺在长安被匈奴人俘虏，西晋彻底灭亡。在王导和王敦的拥戴下，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建立了东晋，史称晋元帝。登基大典上，司马睿拉着王导的手，要和他一起坐上龙椅，接受百官朝拜。王导吓得赶紧推辞：“陛下，臣是臣子，岂能与陛下同坐龙椅？这万万不可！”

虽然王导拒绝了，但“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还是在朝野传开了。这句话既说明了琅琊王氏的权势，也点明了东晋的政治格局——皇室司马氏和门阀王氏，共同掌控天下。

登基之后，司马睿对王导十分信任，封他为太傅，总揽朝政；对王敦也大加封赏，让他镇守荆州，掌管长江中游的兵权。可王敦的野心，却随着权势的增长越来越大。他在荆州大肆招揽兵马，收编流民，还和北方的异族势力暗中勾结，势力越来越强，成了东晋最大的“隐患”。

王导看出了王敦的野心，多次写信劝他：“兄长，咱们琅琊王氏能有今天，全靠晋室的信任，你可不能起异心啊！要是你谋反，不仅会毁了自己，还会连累整个家族！”可王敦根本不听，还回信说：“阿导，你就是太迂腐了！如今晋室衰弱，天下就该有能者居之，咱们琅琊王氏，为何不能取而代之？”

为了遏制王敦的势力，司马睿开始暗中扶持其他士族，比如提拔刘隗、刁协等大臣，让他们分王导的权，还秘密训练禁军，准备对付王敦。可司马睿的这些小动作，早就被王敦知道了。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敦以“清君侧”为名，在荆州起兵，率领大军直扑建康，第一次叛乱正式爆发。

消息传到建康，司马睿慌了神，赶紧找王导商量对策。王导又气又急，他一边上书司马睿，说自己和王敦划清界限，愿意带兵平叛；一边又派人去劝王敦，让他退兵。可王敦已经铁了心要夺权，根本不理会王导的劝说，大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打到了建康城外。

建康城里的禁军根本不是王敦的对手，没几天就被攻破了城门。王敦率军进入建康，杀了刘隗、刁协等大臣，还把司马睿软禁了起来，朝政大权彻底落到了他的手里。司马睿又气又怕，没过多久就忧愤而死，他的儿子司马绍即位，也就是晋明帝。

王敦本来想趁机篡位，可看到王导带着琅琊王氏的族人，跪在皇宫外以死相谏，再加上江东士族都反对他，他只能暂时作罢，率军退回了荆州，继续遥控朝政。而王导，虽然保住了晋室，却也成了朝野争议的焦点——有人说他是忠臣，有人说他是在包庇堂兄，为琅琊王氏谋利。

5、王导的抉择与王敦的最后疯狂

太宁二年（公元324年），王敦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就决定孤注一掷，发动第二次叛乱，夺取皇位。他先是假传圣旨，任命自己的儿子王应为武卫将军，掌管建康的禁军；又派部将钱凤、沈充率军进攻建康，自己则在荆州遥控指挥。

消息传到建康，朝野震动。晋明帝司马绍虽然年轻，却很有胆识，他立刻召来王导，任命他为大都督，统领全国兵马，抵御王敦的叛军。此时的王导，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两难境地。

一方面，王敦是他的亲堂兄，琅琊王氏的族长，要是王敦叛乱失败，琅琊王氏很可能会被株连，百年基业毁于一旦；另一方面，他是东晋的丞相，深受司马氏的信任，要是他包庇王敦，不仅会违背自己的本心，还会让江东陷入更大的战乱，百姓遭殃。更要命的是，他的儿子王悦，还被王敦扣在荆州当人质，王敦派人传话，说要是王导敢抵抗，就杀了王悦！

一边是家族荣辱和儿子性命，一边是君臣大义和天下苍生，王导到底该怎么选？满朝文武都在看着他，江东士族都在等着他的决定，就连晋明帝，虽然嘴上信任他，心里也在打鼓。

更让王导揪心的是，王敦的叛军进展神速，已经攻占了芜湖，离建康只有几十里路，而建康的守军，大多是临时拼凑的，战斗力远不如王敦的精锐。要是王导选择妥协，打开城门投降，他和琅琊王氏能保住荣华富贵，可晋室就会灭亡，江东百姓也会陷入水深火热；要是他选择抵抗，不仅儿子可能丧命，琅琊王氏也可能被灭族，可他能保住晋室，守住自己的臣节。

王导在丞相府里，整整一夜没合眼，他看着窗外的月光，想起了洛阳城的那场夜宴，想起了被王敦害死的姬妾，想起了司马睿对他的信任，想起了江东百姓的期盼。他的心里，像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说“保家族”，一个说“守大义”。

就在这时，荆州传来消息，说王敦的病情突然加重，已经昏迷不醒，钱凤和沈充为了争夺兵权，开始互相猜忌，叛军的军心也乱了。这个消息，让王导的抉择变得更加复杂——是趁机进攻，还是等王敦死后再和谈？他的每一个决定，都关乎着东晋的命运，也关乎着自己和家族的生死。

6、叛军溃散后王敦的剖棺戮尸之辱

王导经过一夜的挣扎，终于做出了决定：死守臣节，率军抵抗，同时派人去荆州，想办法救出儿子王悦。他先是召集建康的守军，在城楼上发表演说：“王敦叛乱，是要毁我晋室、害我百姓！我琅琊王氏，世受晋恩，绝不能和他同流合污！今日我与诸位共守建康，有死无生！”

守军们本来就对王敦的专权不满，再加上王导的激励，个个士气高涨，纷纷表示愿意和王导一起抵抗叛军。晋明帝也深受感动，亲自到军营慰问士兵，还把自己的铠甲赐给了王导，君臣同心，共同抵御叛军。

与此同时，王导派人秘密联络了王敦的部将温峤。温峤本来是王敦的手下，却看不惯王敦的野心，早就想归顺晋室。在王导的策反下，温峤在叛军内部制造混乱，还偷偷把王悦从荆州救了出来，送到了建康。

没了人质的顾虑，王导更是放开了手脚。他先是派军奇袭芜湖，切断了叛军的粮草供应；又利用钱凤和沈充的矛盾，让他们互相火拼，叛军的实力大大削弱。就在这时，荆州传来消息，王敦病逝了！

王敦一死，叛军彻底没了主心骨，军心涣散，士兵们纷纷投降。钱凤和沈充想继续抵抗，可没人愿意听他们的，最后都被晋军斩杀，首级送到了建康。王敦的儿子王应，想带着王敦的尸体逃往北方，结果半路上被晋军截获，王敦的尸体也被押回了建康。

晋明帝司马绍得知王敦已死，叛军已平，龙颜大悦，可他对王敦的恨意却没消。他下旨，将王敦的棺椁劈开，剖棺戮尸，还把他的骨灰抛入长江，让他“永世不得超生”。王敦生前风光无限，死后却落得个身首异处、骨灰无存的下场，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叛臣，被后人唾骂了千百年。

而王敦的家族，虽然因为王导的求情，没有被株连，但也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能恢复往日的荣光。那些曾经依附王敦的官员，要么被处死，要么被流放，建康城里的王氏势力，只剩下了王导这一支。

7、王导成东晋砥柱的功德圆满

平定王敦叛乱后，王导的威望达到了顶峰。晋明帝司马绍对他更加信任，封他为始兴郡公，食邑三千户，还允许他佩剑上殿、入朝不趋，这在当时是臣子的最高礼遇。可王导依旧保持着谦逊的态度，从不居功自傲，依旧恪守臣节，凡事都向晋明帝请示，从不擅自做主。

太宁三年（公元325年），晋明帝病逝，年仅五岁的晋成帝司马衍即位，由太后庾氏临朝听政，王导和庾亮共同辅政。庾亮是太后的哥哥，野心不小，想排挤王导，独揽朝政。他先是罢免了王导的部分职权，又提拔自己的亲信，引发了朝野的不满。

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庾亮的专权引发了苏峻、祖约的叛乱，叛军很快就攻破了建康，庾亮仓皇出逃，晋成帝也被叛军软禁。危难之际，王导再次挺身而出，他带着百官和宗室子弟，坚守在皇宫里，和叛军周旋，还暗中联络荆州的陶侃、江州的温峤，请求他们出兵平叛。

陶侃和温峤本来就和王导交好，接到消息后，立刻率军驰援建康。经过一年多的苦战，终于平定了苏峻、祖约的叛乱，晋成帝也得以复位。叛乱平定后，庾亮因为失职，主动请求外放，王导再次总揽朝政，成了东晋真正的“定海神针”。

此后，王导一直辅佐晋成帝，推行“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治国策略，轻徭薄赋、安抚流民、团结江东士族，让东晋的政局渐渐稳定下来，经济也慢慢恢复了。他还注重教育，在建康设立太学，培养人才，为东晋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咸康五年（公元339年），王导病逝，享年六十四岁。晋成帝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亲自在朝堂上举哀，还为他辍朝三日，赐谥号“文献”，以帝王规格厚葬。王导的葬礼上，满朝文武和江东百姓都来送葬，哭声震天，可见他在朝野和民间的威望有多高。

王导死后，他的子孙后代世代在东晋为官，琅琊王氏也成了东晋第一豪门，延续了数百年的荣光。王导本人，也被后人尊为“东晋第一名相”，他的功绩和品德，都被载入了史册，成了忠臣的典范。

8、性格决定命运的历史印证

王敦和王导的一生，完美印证了“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而洛阳城那场劝酒夜宴，就是二人性格的“试金石”，藏着他们人生的密码。

先说说王敦，他在夜宴上视姬妾性命如草芥，以践踏他人生命为乐，这种冷酷无情的性格，注定了他的悲剧。他的野心是建立在“强权即真理”的逻辑上的，他觉得只要手握兵权，就能为所欲为，就能取代晋室。可他忘了，民心是根本，忠义是底线，他的冷酷不仅让他失去了人心，也让他失去了家族的支持，最终落得个剖棺戮尸的下场。

再说说王导，他在夜宴上宁愿自己呛得半死，也要保住姬妾的性命，这种宅心仁厚的性格，是他功德圆满的关键。他的权力是建立在“匡扶晋室、稳定天下”的初心上的，他知道自己的权力来自晋室的信任和百姓的支持，所以他从不僭越，始终恪守臣节。他的仁厚让他赢得了人心，赢得了士族的支持，也赢得了司马氏的信任，最终不仅保全了自己，还保住了家族，成了东晋的砥柱。

其实，从洛阳夜宴到江东辅政，从王敦叛乱到王导坚守，二人的每一个选择，都和他们的性格息息相关。王敦的每一次“狠辣”，都是在为自己的败亡铺路；王导的每一次“仁厚”，都是在为自己的圆满积德。这也告诉我们，性格不仅影响着一个人的处事方式，更决定着一个人的最终结局。

9、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与巩固

王敦和王导的故事，对东晋的政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最直接的就是门阀政治格局的最终形成。

在王导的辅佐下，东晋确立了“皇室与门阀共治天下”的模式，也就是“王与马共天下”的延伸。这种模式，既保住了司马氏的皇位，也保障了门阀士族的利益，让东晋在乱世中站稳了脚跟。王导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比如“侨置郡县”，让南迁的中原士族和百姓有了安身之所；比如“土断政策”，整合了江东的户籍和土地，促进了经济发展。

而王敦的两次叛乱，虽然给东晋带来了战乱，却也意外地削弱了宗室和部分野心勃勃的门阀的势力。叛乱平定后，东晋的宗室再也不敢轻易夺权，其他门阀也不敢公然对抗朝廷，这反而让东晋的政局更加稳定。王导趁机巩固了琅琊王氏的地位，同时也平衡了其他士族的势力，形成了“王、庾、桓、谢”四大家族轮流执政的格局，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东晋灭亡。

此外，王导的治国策略，也为东晋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镇之以静”策略，让东晋在乱世中得以休养生息，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为后来的“淝水之战”胜利，以及江南地区的开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琅琊王氏家族荣辱分野的百年兴衰

王敦和王导的不同结局，也直接影响了琅琊王氏家族的百年兴衰。

王敦的叛乱，让琅琊王氏的一支（王敦一脉）彻底衰落，不仅失去了权势，还背上了“叛臣”的骂名，从此一蹶不振。而王导一脉，因为王导的功绩和品德，不仅保住了家族的地位，还成了琅琊王氏的核心，世代簪缨，出了无数的名臣和名士。

在东晋乃至南朝时期，王导的后代一直是朝堂的中坚力量，比如他的孙子王珣，是东晋的尚书令；曾孙王僧达，是南朝宋的宰相。琅琊王氏也因为王导的功绩，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豪门之一，有“华夏首望”的美誉，这种荣光，一直延续到唐朝末年。

可以说，王导用自己的坚守，保住了琅琊王氏的百年基业；而王敦的野心，却差点毁了整个家族。这也印证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失德，满门遭殃”的道理，家族的荣辱，往往和核心人物的选择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