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凌晨，洛川城外的场地里仍亮着油灯，参会的干部分批离去。徐海东扶着被弹片撕裂的左臂，和黄克诚对视片刻，彼此点头——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的框架就要启程。灯火下有人低声嘀咕：“政委原本不是程子华吗？”问话的人很快被身边战士拉走，夜风卷走了疑惑，却没能吹散心底的悬念。
三四四旅的建制来自红十五军团。番号变了，任务变了，旅长人选没有悬念——徐海东打硬仗、吃硬骨头，在老部队里口碑硬得很。可政委却换了人，黄克诚从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位置空降。对于刚刚结束整编的红军官兵来说，这一决定显得突然，早被认定“顺位继承”的程子华却远在延安疗伤。
要说程子华，没有人否认他的资格。早年广州起义、海陆丰保卫战，再到红二十五军长征，他连同吴焕先、徐海东一起撑起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半边天。庾家河那次冲锋，他双手被重机枪贯穿，两个月后才脱离危险。医务人员曾评价：“从骨头外观，能活下来已是奇迹。”手掌失去弯曲功能，却挡不住他拿笔、拿望远镜，更挡不住他开会拍桌子。外伤虽重，意志照旧。
有意思的是，就在洛川会议结束前，彭德怀临时拦下正在准备出发的程子华：“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杨爱源需要一位顾问，中央觉得你合适。”程子华尚未完全康复，依旧回答：“还能走动，就去。”一句话，改变了随后的布局。顾问职位并不等同前线指挥，却是统一战线的重要桥梁。中央需要一位既懂军队，又能与山西地方势力打交道的“多面手”，山西籍的程子华正好符合。
这里插一句简短对话，足见气氛：“老程，真舍得离开老部队？”彭德怀问得直。程子华摇头：“救国要紧，站在哪儿都一样。”话音落，事情就定了。
从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三九年七月，程子华在“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一干就是两年。减租减息、组织民众、护送爱国人士，他成天围着地方士绅、团练头目打交道；偶尔夜里听到前线枪炮声，也只能皱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被迫解散后，他才调回延安准备新的分配。等他再想回到三四四旅，那里已经形成了徐海东加黄克诚的稳定班子。
有人提出另一种解释，认为程子华在陕北主持工作时犯过错误，被“冷处理”。若真如此，朱理治、郭洪涛的调动与处分应比程子华更早、更重，可事实并非如此。中央到达陕北后，立即批评的是聂洪钧、戴季英，对朱、郭的处理拖到四二年西北高干会议，而程子华始终只是列席调查，既未受处分，也未被通报批评。若说“失误论”，证据显得单薄。
其实，当时中央对干部的使用遵循一个大原则：老根据地的骨干要轮换到新任务岗位，本地出身与外来“中央派”各占一头，相互制衡。徐海东是“本土作战型”的最佳代表，他打山地战、游击战有绝招；黄克诚是“政工型”干部，早年在湘赣、闽西干过政委，又在中央苏区搞过组织工作。徐、黄搭档，一文一武，符合干部配备的常规模式。程子华虽资历深，却属“中央派”中的机动人选，中央需要他去山西拉起统一战线，这比留在一支旅里当政委更紧迫。
对比一下同样被抽调的徐向前、彭雪枫，两人先后去做统战，但时间都不长。原因也简单：河南、晋南形势迅速恶化，需要组建野战部队，中央立即让他们“即刻回炉”。山西的局势则更复杂，不是几个月就能理顺。程子华一扎进去，顾问、武装部长、党团书记三顶帽子加身，既要说服地主交出枪支，又得稳住地方军事集团，脱身的可能性自然小得多。
不得不说，干部轮换还有一个隐形标准——伤病。程子华双手残疾，能握笔，真要提马刀冲锋不现实；而黄克诚身体较好，且刚结束长征没有留下明显后遗症。三四四旅组建初期面对的是正面硬仗，例如平型关以南的小寨、雁门关外的伏击，政委随时可能端枪上山。综合比较后，中央让健康状况稍弱的程子华去幕后，逻辑并不复杂。
还有一个细节经常被忽视：三四四旅是八路军三个主力旅中惟一缺乏成体系政工骨干的单位。黄克诚在总政治部掌管组织多年，熟悉晋绥地方党的情况，又与彭德怀配合默契。他到任后，迅速把各地党务人员抽调到旅部，稳定了军心。没有这一步，旅长徐海东很难在短时间内打出气势。
至此，问题也就水落石出。程子华缺席，并非个人荣誉的失落，也非功过评断，而是中央根据“统一战线优先、干部健康差异、文武搭配”三条现状作出的通盘安排。三四四旅随后在雁门关、神头岭等战斗中屡立战功，黄克诚的政工体系发挥了作用；而在山西，程子华促成减租减息、打开地方封锁，为后来的抗日根据地铺路。两条轨迹看似分离，实则构成了同一盘大棋的两颗关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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