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裕仁天皇公布了《停战诏书》,松井石根此时尚未意识到这不仅意味着军国主义日本的结束，并且还意味着他本人亦将厄运罩头。
那是1948年12月22日，离圣诞节还有几天，但这里的气氛与节日毫无关联。几个穿着美军绿色工作服的男人被押了出来，他们的双脚被沉重的铁链锁住，每迈一步都伴随着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大腿上的绳索更是勒得人寸步难行。
在这些将死之人中，有一个身形消瘦的老人，在临刑前的最后一刻，被允许喝下一点葡萄酒。酒精或许短暂地麻痹了他的神经，但无法掩盖即将到来的窒息。
当时针指向23时50分，这位名为松井石根的犯人走上了那个属于他的终点站。他在绞刑架上并没有迅速得到解脱，那一根绳索仿佛在有意延长某种审判。
整整12分30秒——换算成秒数是漫长的750秒——他在半空中剧烈地挣扎、抽搐，如同是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死死抓住不放。
就在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十几分钟里，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将”究竟在想什么？是那座他即使身陷囹圄也念念不忘的伊豆山神殿，还是那个他到死都坚称“只是一场哥哥教训弟弟的争吵”？
要理解这最后痛苦的750秒，必须剥开松井石根那一层层精心包裹的“良心”外衣。
在他为自己编织的逻辑闭环里，哪怕是站在拥有十一个国家法官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他依然能够脸不红心不跳地演绎一种诡异的“慈悲”。
当审判席上的检察官基南用激昂的语调控诉南京城内发生的惨案时，松井石根却将这描绘成了一首田园诗。他对着麦克风，语气平缓地谈论着他在中国服役的十二年光阴，声称自己始终致力于“日中合作”。
在这个刽子手的逻辑里，那场造成数十万生灵涂炭的战争，不过是“亚洲大家庭”内部的纷争。他甚至恬不知耻地将日军的入侵比作“哥哥在长期忍耐后赶走不听话的弟弟”，并坚称这一切的动机并非仇恨，而是出于“爱怜”。
他在法庭上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在进攻上海时唯一的目的只是征服反对的军队，而对于百姓，则是尽可能地“安抚和保护”。仿佛那些断壁残垣和累累白骨，都只是这位“哥哥”表达爱意的附赠品。
为了佐证自己的虔诚，他还搬出了自己回国后在热海市附近修建的观音神像，强调在那尊神像的基座里，混合了从长江盆地战场运来的泥土，以此证明他在为两国战死的军人“超度”。
就在他用这些冠冕堂皇的辞藻粉饰太平时，来自现实的铁证却像是一记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这位“和平主义者”的脸上。
起因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汽车修理工的检举。这位中国工人在苏州的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修车时，亲眼目睹了骇人的一幕：作为司令官的松井石根，竟然在司令部闲适的院落里，亲自挥舞指挥刀斩杀了一名被反绑双手的中国俘虏。那一瞬间，旁边甚至还有一名日本随军记者按下了快门。
眼见无法抵赖，这位曾经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将竟然开始像个市井无赖般耍赖。他先是辩解说自己当时喝醉了，只是“出于好玩摆摆样子”，刀根本没砍下去。当检察官指出刀面光影证明正在劈砍时，他又改口说杀的是土匪。
直到检察官怒不可遏地宣读了证词，他才不情不愿地承认杀的是游击队员，并在签字时还要玩弄心眼，低声下气地请求翻译转告检察官：因为杀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而非国民党官兵，希望能“从宽处理”。
那一刻，所谓的“日中提携”、“爱怜弟弟”的高尚情操，瞬间崩塌成一个卑劣怯懦的求饶。审判庭上的交锋，更像是一场关于记忆与谎言的拉锯战。
松井石根为了逃脱那根绞索，几乎动用了他在日本军政两界所有的人脉来编织谎言。他的辩护律师伊藤清不仅与他串供，更拉来了前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日高信六郎做伪证。
紧接着，曾经的第十军军法处长塚本浩次也被推上前台，企图用那些含糊其辞的“不清楚”、“不知道”来为老上司遮掩。他们试图将南京城内的血腥推给中国军队的溃兵，试图将那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屠城淡化成战场上的“意外”。
真相是有力量的，它能穿透最厚重的谎言迷雾。
负责审讯的盟军法庭并未被这些拙劣的把戏蒙蔽。英国法官诺兰准将用一种几乎令人窒息的紧逼方式，一层层剥开了松井石根的防御。
当情报官中山宁人的证词与松井的说法出现矛盾，当那份显示“南京陷落将成为国际事件，应竭力发扬武力”的参谋命令被摆上台面，松井石根的心理防线开始溃败。
尤其是当曾经的日本海军大将助理辩护人泷川政次郎作为证人，讲出自己在南京大屠杀后的亲身见闻时，法庭陷入了死寂。
更讽刺的是，在那些日本外交官发回德国及其它国家的报告中，这支由松井石根指挥的军队早已不再是被称作“皇军”，而被形容为一部残酷运转的“恶魔机器”。
其实，松井石根对自己即将面临的命运并非毫无预感。早在1945年那个酷热的夏末，当蘑菇云在广岛和长崎腾空而起，当苏联红军的钢铁洪流席卷东北，日本帝国的末日就已经注定。那个8月，从裕仁天皇宣布《停战诏书》的那一刻起，恐惧的种子就已经种下。
只是那时的松井石根还沉浸在一种天真的侥幸中。面对美联社记者的采访，他还能气定神闲地将东条英机推出去做替罪羊，而自己依据《波茨坦公告》问心无愧。
甚至在第二天，他还像个没事人一样跑去东京湾游泳。那个午后，他正惬意地翻阅着报纸上关于自己的采访报道，却不料几名全副武装的美国宪兵手持麦克阿瑟签署的逮捕令敲响了房门。
最终的判决是历史性的，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那场漫长的审判结束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他做出了“绞刑”的裁决。在所有被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中，松井石根是特殊的一个。他被定罪的核心理由既不是策划战争的阴谋，也不是单纯的某一两个命令，而是由于他“漠视遵守条约之责任”。
作为拥有最高权力的指挥官，他拥有监督军队和保护无辜居民的权限与义务，但他选择了放纵这头野兽去吞噬生命。
正如判决书所言，在他于12月17日洋洋得意地入城巡视并停留的那几天里，透过他亲眼所见以及参谋的报告，他对发生的一切理应知情，却在那种残暴的高潮中选择了视而不见。
那天在陆军省那个曾经策划过无数侵略阴谋的大厅里，当法官读完死刑判决，松井石根呆若木鸡。或许以为凭借几句狡辩、几个人脉和那尊混了泥土的观音像就能洗刷罪孽，但法律最终用“不作为”的罪名将他钉在了耻辱柱上。
这就是为什么当绞索套上他的脖颈时，即使有酒精的麻醉，他依然无法平静地接受死亡。那长达750秒的剧烈挣扎，是一个罪孽深重的灵魂对必死结局的最后抗拒。
美军菲利普上校冷冷地下达了行刑命令，脚下的踏板轰然洞开，他那穿着美军工作服的身躯骤然下坠，绿色的布料在空中无力地摆动。没有荣誉，没有“大东亚”的荣光，只有绳索勒入皮肉的沉闷声响和无尽的黑暗。直到十二分半钟之后，那具还在微微抽搐的躯体终于静止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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