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妈妈握着剪刀的手在发抖,舅舅的眼红得像要滴血。而姥姥只是静静地坐在炕头,目光越过我们,望向了很远的地方。

1995年秋,华北平原的一个小村庄里,玉米地里沙沙作响。那天放学回家,我刚踏进院子,就听见屋里传来妈妈尖锐的声音:“这一万块钱,你必须拿出来!这是明摆着的事!”

我蹑手蹑脚地凑到窗前,看见妈妈站在堂屋中央,对面是低着头抽烟的舅舅。姥姥坐在炕沿上,一言不发,手里的针线活已经停了半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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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你小点声。”舅舅终于开口,声音沙哑,“爹才走了不到百日,你现在提钱的事,合适吗?”

“不合适?等钱都被那家人分光了就合适了!”妈妈的声音更加尖锐了,“你倒好,跟着姥爷姓了十几年,早忘了自己本来姓什么了吧?”

这句话像一记耳光,打在每个人脸上。姥姥的手明显抖了一下。

我从小就知道,姥姥家有个秘密。别的孩子只有一个姥爷,我却有两个。亲姥爷在我妈六岁那年就去世了,姥姥一个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在那个吃饭都成问题的年代,改嫁给了现在的姥爷。

姥爷是村里的木匠,为人老实巴交,前妻病逝后留下一个女儿。经人介绍,他接纳了拖儿带女的姥姥。只有一个条件:两个孩子要随他姓

于是,舅舅改了姓,妈妈却因为已经上学,户口不好改,保住了原来的姓氏。这个差异,像一道无形的裂痕,在这个拼凑的家庭里悄悄蔓延。

姥爷对舅舅视如己出,供他读书学手艺。去年,舅舅在镇上开了家修车铺,姥爷偷偷给了他一万块钱作本钱——这事本来没人知道,直到姥爷突发脑溢血去世,妈妈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汇款凭证。

“那一万块钱,是夫妻共同财产!”妈妈对着闻声赶来的舅妈喊道,“妈有一半的份,也就是说,其中的五千应该是妈的。剩下的五千,我们姐妹俩平分才对!”

舅妈冷笑一声:“修车铺是姓刘的开的,你们姓赵的来分什么钱?”

空气瞬间凝固了。姥姥猛地抬起头,眼神里有什么东西碎裂了。

葬礼后的第七天,家里开了第一次家庭会议。姥爷那边的亲戚都来了,满满一屋子人。妈妈和舅舅各坐一边,像两军对垒。

“我不是要争家产。”妈妈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但凡事要讲个理字。爹生前给儿子一万块开铺子,现在女儿想从妈妈应得的那份里拿回自己该得的部分,不过分吧?”

舅舅猛地站起来,脸涨得通红:“修车铺刚开始盈利,我拿什么还?”

“你可以慢慢还,但借条要写清楚。”

“我说够了。”一直沉默的姥姥突然开口。她缓缓从炕上下来,走到柜子前,取出一个小木盒。

盒子里是姥爷生前留下的各种票据和证件,还有几张发黄的照片。姥姥翻找了一会儿,取出一张折叠的纸。

“这是你爹去世前一个月写的。”姥姥把纸递给妈妈,“你们自己看吧。”

妈妈接过纸条,上面是姥爷歪歪扭扭的字迹:

“今借到王桂花(姥姥)个人存款五千元,用于儿子刘建军修车铺开业周转,一年内还清。”

妈妈愣住了,舅舅也凑过来看,一脸愕然。

“这钱...是妈您自己的?”妈妈不敢相信。

姥姥叹了口气:“你们都知道,我年轻时在纺织厂做过几年工。这钱是我一点一点攒下的私房钱。你爹生前知道这事,坚持要写这张借条,说不能让我吃亏。”

那一刻,我看着姥姥花白的头发,突然明白了什么。

姥姥这辈子,始终在两个身份间挣扎:一个是两个儿子的亲生母亲,一个是姥爷的续弦妻子。她既要维护儿子的利益,又要顾全后组成的这个家。

那一万块钱,表面上是姥爷给舅舅的,实际上有一半是姥姥的积蓄。姥爷之所以坚持写借条,不仅是为了保障姥姥的权益,更是用他独特的方式,维系着这个重组家庭微妙的平衡。

妈妈看着借条,手开始发抖。她想起小时候,别人都有新衣服穿,她和弟弟只能穿别人给的旧衣服。姥姥总是把衣服改得合身,在破洞处绣上小花遮掩。

有一次,妈妈被同学嘲笑穿补丁衣服,回家哭闹。姥姥什么也没说,第二天就去镇上买了新布,熬了一夜给她做了件新裙子。后来妈妈才知道,买布的钱是姥姥去医院卖血换来的。

“妈,您当初为什么不告诉我?”妈妈的声音哽咽了。

姥姥看了看舅舅,又看了看妈妈:“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我不想让你们觉得,这个家分你和我。”

舅妈站在一旁,表情复杂。她后来告诉我,那一刻她才真正理解,为什么姥爷生前总是说姥姥是“这个家的定海神针”。

事情并没有因为借条的出现而结束。三天后,舅舅和妈妈又因为姥爷留下的一处房产吵了起来。

那是一个旧院子,姥爷生前说好留给舅舅,但没有立遗嘱。妈妈认为,既然姥姥有一半继承权,而她作为女儿也有权继承部分财产。

争吵最激烈的时候,妈妈冲进厨房拿了把剪刀,说要剪掉所有属于她的那份布料。舅舅红着眼睛拦住她,两人几乎扭打起来。

姥姥没有劝架,她默默地走出院子,走向村外的高粱地。我悄悄跟在她身后。

高粱已经长得比人还高,姥姥瘦小的身影很快淹没在青纱帐中。我循着她走过的路找去,终于在一块空地前停下脚步。

姥姥正蹲在地上,面前是一个低矮的土堆。她没有哭出声,但肩膀在剧烈抖动。

我认出那是亲姥爷的坟。几十年了,姥姥从没在清明或忌日来上过坟,怕姥爷多心。

“建国,我对不起你。”我听见姥姥对着土堆低语,“孩子们现在吵成这样,都是我没教好...当初要不是为了他们能活命,我也不会走这一步...”

风吹过高粱地,沙沙作响,像是回应。

中秋节快到了,村里家家户户开始准备月饼。往年这个时候,姥姥总是带着妈妈和舅妈一起做月饼,一家团圆。

今年,气氛冷得像冰。妈妈和舅舅已经半个月没说话了。

中秋节前一天,姥姥突然把全家叫到一起:“明天的月饼,我来做。你们都要回来吃晚饭。”

第二天傍晚,妈妈不情愿地来了,舅舅一家也到了。桌上摆满了菜,中间是一盘金黄色的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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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给每人分了一个月饼:“吃吧,今年的月饼不一样。”

我咬了一口,发现里面藏着一张小纸条。打开一看,上面是姥姥工整的字迹:“家不和,外人欺。”

舅舅的纸条上写的是:“血浓于水,打断骨头连着筋。”

妈妈的则是:“退一步海阔天空。”

舅妈的那份是:“家和万事兴。”

姥姥看着我们:“这是我昨晚去庙里求的签文。咱们家的情况特殊,但特殊有特殊的好处。别人家只有一门亲戚,咱们有两门,应该更热闹才是。”

妈妈低下头,眼泪掉进碗里。舅舅默默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姐,这是五千块钱。修车铺刚开始赚点钱,我先还上一部分。”

妈妈推辞不要,姥姥接过信封,塞进妈妈手里:“收下吧,这是你该得的。剩下的,等宽裕了再还。”

那顿晚饭,气氛依然有些尴尬,但坚冰开始融化了。

今年清明,我跟着姥姥去上坟。她先去了姥爷的坟前,摆上点心,烧了纸钱。

“老头子,你放心,孩子们都和好了。”姥姥轻声说,“建军上个月生了个大胖小子,跟你的姓。”

然后,她领着我去了一里外的另一座坟山,来到亲姥爷坟前。坟头已经长满青草,姥姥仔细地拔干净。

“建国,咱们有重孙子了。”姥姥点香的手有些颤抖,“孩子们都挺好的,你在那边放心。”

回去的路上,姥姥告诉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两个姥爷。“一个走得早,我没能守到底;一个一起过了大半辈子,心里还装着前头的人。”

我说:“但他们都很幸福,因为有您。”

姥姥笑了,夕阳照在她满是皱纹的脸上,出奇地安详。

是的,这就是我的姥姥,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维系着一个不普通的家庭。在90年代那个物质匮乏却情感丰沛的岁月里,她用隐忍和智慧,化解了无数次家庭危机。

如今,每次家庭聚会,妈妈和舅舅还会为一些小事拌嘴,但每当这时,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看向姥姥,然后相视一笑。

那一万块钱的借条,被妈妈塑封起来,珍藏在她和舅舅两家共有的相册首页。她说,这是姥姥和两个姥爷给这个家最宝贵的遗产——它教会我们,家的真正含义,从来不是血脉的纯粹,而是爱的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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